在魯迅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之際，全國不少雜誌和報紙都發表了紀念文字，對這位中國的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和戰士的一生戰鬥事業，表示了極大的敬意，對他的文化藝術方面的許多卓越貢獻，以及對他的革命思想，戰鬥精神，作了比過去更多的闡明。
   馮雪峯所作的回憶錄「回憶魯迅」（「新觀察」三卷一期起刋登，尚未刊完）和新發表的「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槪」（「文藝報」四卷十一、十二期合刋），比較週詳地敘述了魯迅思想的發展過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魯迅的思想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爲基礎的唯物論的思想。但進化論只是魯迅的唯物論的理論基礎，他的唯物論的更重要的現實的基礎則是中國社會、中國人民的革命要求與鬥爭。魯迅前期思想的價值，就正在於他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要求與戰鬥意志，反映了革命鬥爭的歷史與革命的現實問題。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一切反動勢力。他的戰鬥是猛烈的、堅决的、正確的。他這時期的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有本質的不同。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仍舊看重魯迅先生前期那樣的戰鬥事業及其思想的進步性和革命性，承認他的戰鬥對於革命的偉大功績，和他的思想對於人民與人類的巨大利益。魯迅後期的思想，已經成爲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一個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戰士和思想家，是我們黨的一個親密的戰友，幷且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的一個最英勇的戰士。
   魯迅的文藝思想，是中國革命文學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理論遺產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份。關於這一點，在陳涌的「魯迅文藝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刋「人民文學」四卷六期）一文中，作了一些扼要的論述。他指出，魯迅的文藝思想是戰鬥的，是在和各種敵對的文藝思想的鬥爭中，不斷深刻、發展和豐富起來的。魯迅所說的「明確的是非，熱烈的愛憎」，就是他對待一切問題，尤其對待思想問題的原則。他深惡痛絕地、無情地打擊了封建的和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以及以梁實秋爲代表的資產階級「爲藝術而藝術」的反動文藝思想，幷且與各種錯誤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也進行了嚴正的鬥爭。
   從革命內部思想鬥爭的意義來看，魯迅對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進行鬥爭，是有着特殊意義的。因爲中國是個小資產階級人數衆多的國家，文藝工作者又多是出身於這個階級，它的思想在文藝領域內，影響也是很大的，甚至經常侵入無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的陣營裏。因此，反對這種思想便成為無產階級文藝工作的一個經常的嚴重的任務。魯迅在與這種文藝思想的鬥爭裏，初步解决了中國文藝鬥爭中許多帶根本性質的重大問題，如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文藝與實際生活與羣衆鬥爭的關係問題，以及文藝的普及工作問題等。其後，這些問題都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得到了明晰的、澈底的、完滿的解决。
   在馬克思主義文藝運動的初期，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認為，要成爲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和寫出無產階級的作品，是極其容易的事。不需要經過什麽嚴重的改造，不需要經過思想、感情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不需要參加實際革命鬥爭，只要一朝一夕「受了無產階級的精神洗禮」，便萬事齊備，即能成爲無產階級的作家和創作出無產階級的作品來了。魯迅反對這種論調。他認爲要想作一個革命作家，首先便要作一個眞正的「革命人」，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稱那些一夜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家爲「翻筋斗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爲這些人即使是寫革命，也最容易把革命寫歪。在一九三〇年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剛剛在組織上形成，即「左聯」成立時，魯迅便注意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敎育年輕作家，使他們注意在思想上保持隊伍的純潔，首先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他着重反對了小資產階級脫離實際「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坐在客廳裏談社會主義」（「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傾向；以及反對了作家自視特殊的傾向。魯迅特別强調一個作家要多方面的熟悉生活，熟悉社會各階級，熟悉敵、我、友。他曾經批評過那些不去研究敵人，對敵人無所知的作家和批評家，因爲不知道敵人，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魯迅在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上，也有深刻的見地。他主張「應該多有爲大衆設想的作家」，使大衆能懂，愛看，擠掉一些陳腐的作品。他深刻了解羣眾的欣賞習慣和需要，特別强調作品的故事性。對於舊形式的利用上，他將舊形式的使用與新形式的創造統一起來。他認爲「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删除，旣有删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論舊形式的採用」），這些都是被今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
   關於魯迅先生在編輯出版工作方面的偉大貢獻和對於靑年作家的愛護和培養，臧克家的「魯迅先生與編輯出版工作」（「新建設」五卷一期），和韋叢蕪的「回憶魯迅先生」（「文藝新地」八期），野夫的「令人不安的回憶」（同上）的文章都作了一些記述。魯迅在編輯出版方面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在他的一生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這是他為人民服務的總的業蹟中的組成部分之一。他一方面對專門投機牟利，烏七八糟的出版商人，以及一些既圖利又圖名的「商定文豪」，自封的「作家」的無恥之徒進行了揭露，幷對含有反動毒素的、粗製濫造的文藝書刋，施行猛烈的攻擊，使靑年羣眾和廣大讀者的思想得到保衛；一方面鼓勵與扶持好的出版社或自己創辦出版社，把健康的、有滋養的精神食糧供應給靑年。
   此外，何其芳的「學習魯迅先生的工作作風」（「新觀察」三卷六期）及陸萬美的『追記魯迅先生「北平五講」前後』、王瑤的「魯迅和北京」（以上見「北京文藝」三卷一期）、陳汝惠的「魯迅先生在廈大」、王西彥的「一個偉大的人物」（以上見「文藝報」四卷十一、十二期合刋）、馮雪峯的「魯迅跟少年兒童在一起」（「中國少年兒童」五十一期）、何春才的「魯迅在廣州的生活點滴」、徐崙的「魯迅和瞿秋白同志」、柳倩的「魯迅和他的先生」、川島的「魯迅先生和雜文」以及馮雪峯的「魯迅爲什麽不承認他自己是天才？」（以上見「文藝新地」八期）等文，都比較詳細地、親切地敍述了魯迅先生的認眞嚴肅，絲毫不苟的工作作風，他對各種各色敵對勢力的代表人物進行重點相對的鬥爭的實例，他熱愛靑年兒童，熱愛戰友，以及他對人對事堅持原則等典範性的爲人作事的態度。
   讀者可以從這些文章中看到這個民族的偉大戰士的面貌。——原載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新華社北京十九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