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我們將武訓學校的調查集中在柳林鎭，將武訓高利貸的調查集中在臨淸鎭。這是因為武訓的學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訓的高利貸，則臨淸是典型。
   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證明：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爲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他的剝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債，剝削地租、房租和強迫『佈施』。在臨淸的時期，從光緒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武訓所進行的剝削，其主要形式爲高利貸。那時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當時的勞動人民之前。他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武訓究竟有多少財產？由於我們現在得到的材料還很不充分，這個問題不能確定地回答。而且幾種材料，互有出入。多數材料說武訓前後在堂邑、舘陶、臨淸所積財產總數爲一萬七千餘吊，其中堂邑九千餘吊，舘陶五千餘吊，臨淸三千餘吊。
   臨清州官莊洪烈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所作『武訓遺像記』（『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第六十八頁）中，就是這樣說的。另一說是武訓在臨淸的財產不止三千吊，而是二千兩銀子。武訓死後一年（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臨清州紳士張□、鍾維嶽等十七人，曾兩次禀請州官給獎。在他們的禀狀（同前書第八十一至八十三頁）裏，就是這樣記載的。
   根據他們的記載，武訓在臨淸遺產的項目和數量是這樣：
   一、御史巷義塾宅房一所四百兩
   二、修理和添建費一百兩
   三、當田地六畝八十七吊
   四、買舖房一所二十六吊
   五、當舖房一所一百吊
   六、貸放給鈔關經書六百兩
   七、零戶貸放一千餘吊
   合計總數為二千餘兩。從上表看，除第一、二項共五百兩外，其餘五項共一千五百兩都是他進行剝削的資本，而其中投資在房地產上的，比起放債的部份來，要小得多。而且一部分房產，其來歷也還是高利貸。買價二十六吊的那所舖房（租戶爲一剃頭舖，本文後面還要提到）就是原屋主無力償債，折給武訓的。因此我們說武訓在臨淸的主要剝削方式是高利貸。
   第七項零戶貸放一千餘吊，究竟是多少吊呢？根據武訓死後臨淸『義塾』首事人之一增生靳鶚秋的禀狀（『興學始末記』第八十一頁），從光緒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武訓死爲止，零戶放債部分爲一千三百五十六吊。
   武訓貪婪地吮吸着用這筆資本剝削得來的利息，除流氓幫內和『乾娘』方面，他必然要化費一些以外，他捨不得多化一文。他把所得的利息，再全部轉爲資本，繼續『驢打滾』，追求更大的財產。他吃得苦，穿得破，『堅苦卓絕』（蔣介石：武訓先生傳贊），一方面是爲了可以擴大他的剝削資本；一方面也是爲了必須保持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終』，才能繼續欺騙，進行剝削。他的這種守財奴式的作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貸者的特性之一。
   不錯，在他的收入中，除已投在學校校舍和開辦費上以外，其餘資本所生利息無論如付總還要抽出一點來用爲學校的經常費，如付敎師束修等，但是很顯然，這是他不得不化的一點開銷，沒有這點開銷，他就當不成大債主、大地主、大名人，也爬不到封建統治者的寶座脚邊去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大債主在臨淸鎭的剝削情形。
   武訓進行重利盤剝的對象是勞動人民，但他直接放債給勞動人民的時候却很少（特別是在臨淸的最後幾年當中），除非有抵押品。他不相信窮人，他『認錢不認人』，這是臨淸鎭上一個見過武訓的今年六十九歲的搬運工人孔昭文說的。武訓經常通過地主、紳士、銀錢號，或者地痞、流氓，去剝削勞動人民。他自己的歌『窮的使，富的保』，就說明了這件事。這是他放高利貸的原則。
   還有一條附帶的原則：必須是『够三輩』的人家。債務人死了，武訓還可以找他的後輩算賬。這是臨淸鎭上一個八十五歲的雜貨店經理趙名選吿訴我們的。和武訓同村的武莊的兩個老年人（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武克科（七十八歲）、武玠（七十歲）和喬莊的林雪亭（六十九歲，中農）也都說，武豆沫要『三輩人煙』才放。他們還記得，武訓一面放債，一面常唱這樣一個帶着詛咒和威脅意味的歌：『誰要把我武七坑，老的少的不安生。先長瘡，後生病、人亡家破死個淨。』
   武訓無論在堂邑、在舘陶、在臨淸放債，其利率都是當時的最高標準，月利三分。這是上述各地被調查的人所一致肯定的。但也有例外，他向地主豪紳或銀號存錢，由他們轉放高利貸，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標準低一些，以便地主他們爲他經手放債，也得到一部分好處，也就是說合作放債，利益均沾。例如放給鈔關經書的六百兩，其利率爲二分二厘，這是張□禀狀上載的。這種情形比較少，武訓的多數放款還是三分利，比普通要高。梁啓超在給武訓作的傳記中也不諱言：『息則視常加重。』今年七十歲的秀才于明軒，證明武訓放三分利是公開的，合法的，普通人不行。據他說，在滿清時代，當地有這麽一條規矩，衙門裏判斷債務官司，如果發現放的是三分利，官可以沒收債款。可是武訓却可以不顧這些。
   七十六歲的富商趙鏡波也證實了這點。他記得武訓常放錢給股實舖戶，三分行息，按月結賬，他也說，如果窮人要使他的錢，就必須有抵押品。
   現在在臨淸武訓小學（臨淸『義塾』的後身）當敎員的郭華庭（三十八歲，中農）談，他過去曾聽見他的祖母說過這樣的事。武訓在他們村上乞錢，當人家不給他，說沒有錢的時候，武訓馬上掏出錢來說：『我有錢，我放給你。』他就這樣硬放給人。當然，那人是武訓估計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戶』。
   武訓只要積滿一吊錢，就拿去存放給地主和殷實買賣家。他經常採用的辦法是跪下磕頭。『一吊錢每月要三十個制錢的利』，這是貧農冀熙亭（七十三歲）講的。他在滿清時代和人家合夥開過錢舖。
   除了臨清鎭上，附近鄕村中，武訓亦常去活動。校場村大地主李惠蘭是武訓的高利貸合作者之一。河西地主李廷揚也是一個。魏濬哲（貧民，過去曾做衙役，商人，七十三歲）、張紫綬（中農，過去曾開過錢舖，七十歲）都還記得有這樣的事。
   武訓對他的這些高利貸合作者是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的。上面所提到的趙名選吿訴我們：有一回，武豆沫上河西老宮寨地主進士張東瀛家去放錢。張東瀛不但拒絕，並且和他衝突起來，打了武豆沫一巴掌。過了十來天，武豆沫又去張家，向張東瀛賠罪，小心問好：『進士老爺！你還生氣不生氣？」這事曾爲人們所傳，是實在的。
   但武訓在臨清的主要的靠山還不是那些普通的地主富戶，而是那個替他辦御史巷『義塾」的施善政。他投靠了他，住在他家（『寓鈔關街施善政家時，聲譽大著」，見陳恩普：武訓先生興學碑文），也死在他家（一說是病到嚴重時，從施家搬到義學去死的）。這個施善政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臨淸鈔關世襲四大包稅者『經書』——俗稱『經程』——之一，並且是四個當中的頭一把交椅，臨淸的一霸。他生活得很是闊綽，臨淸的老年人說他『吃盡穿絕』。
   臨清直隸州是當時南北運輸要道——運河上的重要碼頭之一，臨淸關的稅收爲數頗鉅，由州官直接經管。『臨淸縣志』云：『臨淸鈔關創自明初。……乾隆中葉專委臨淸州牧兼理稅務。其時所解稅款多或六、七萬兩，少或二、三萬兩。其餘浮收，則均歸中飽』（第四册第十一頁）。歷任州官雖則抓住這個買賣决不放鬆，但他究竟不能親自動手去撈錢。他把這件事委託給包稅者『經程』去幹。上下合夥，通同作弊。那時候，施善政等『經程』向滿清專制朝廷每年包繳稅銀六萬六千兩，多餘的錢由他們分贓。臨淸至今仍流傳一句話，叫做『够不够，六萬六』，可見這個買賣在當時是如何聳人聽聞。現在臨淸的一些老人們說，全部收入可達包銀的十倍，有的說是二三倍。據『臨清縣志』所載，估計至少是二十五、六萬兩（同前書前頁）。
   這數目是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另一州官杜賓寅到任，『淸除積弊』後，所繳的稅收總額。杜查辦了施善政等四大『經程』。這是根據劉季重說的。他今年六十二歲，是貧民，過去開過印刷字號。
   但這件事的發生，已在武訓死後四年。當武訓在時，臨淸施善政是當地數一數二的有錢有勢的人物，而『乞丐』武豆沫就巴結上了這樣一個好人。臨淸的『義學』是他包辦的，大宗的高利貸是他經手的。這個施善政，就像殺人劊子手楊樹坊一樣，到了孫瑜、李士釗們的筆下，又成了一位了不起的『開明紳士』。
   施善政所以要利用武訓，理由是很明顯的。施善政是個收入極多的包稅者，他必須採用種種方法來保持他的受人覬覦的肥缺。他曾辦『募善會』，每到冬季施粥；也曾控制一個名爲『大仙會』（一貫道前身之一）的組織，扶乩講道，散發善書。武訓所出售的善書，除了他自己在堂邑趙郞砦辦的善書會以外，即取自該處。他支持武訓辦『義學』，對他的包稅是有利的，『義』舉掩蓋了括削。這個世襲的，但是沒有官銜的包稅商人，自須與『五日京兆』（臨淸州官時常撤換，有幾個月就調動的）的官府多多聯絡，而武訓在當時已是一個煊赫一時出入官府的人物，柳林鎭上掛着『欽差幫辦海軍大臣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山東巡撫張曜『奏奉』光緒皇帝所賜的『樂善好施』匾額，褡子裏藏着張曜所賞的黃綾『官捐簿』，他曾『遍謁歷任學院及鄰邑府廳州縣』（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所有州牧縣令，以至撫藩臬道，亦各表欽慕之誠』（沙明遠：紀武訓興學始末）。施善政能控制這樣一個爲封建統治者所寵視的『善士』在家裏，當然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弊。
   那時候，武訓和官府關係之密切，在統治階級上流社會中聲望之隆，除了上面這些文字記載可資證明外，曾在當時當過盾甲兵的李漢邦（八十六歲，貧民）的話，也可參證：『武七，沒人敢惹他，州官陶錫祺也不當他是外人。』
   我們在勞動人民中聽到的故事，更顯得出武訓勾結官僚的面目。上面提到過的搬運工人孔昭文講了一個故事。武訓放了二十吊錢給一個姓張的衙役，那衙役是個流氓，想吞沒這印錢。武訓對付的辦法是睡在衙門口過夜。到第二天早晨，武訓抓起自己拉的一堆屎要吃，過路的人圍着看奇事。武訓嚷着要張衙役還債，這件事就鬧開了。這事不能不鬧得州官陶錫祺也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武訓躺在自己的衙門口吃屎，死也不肯走，實在不像樣子，只得命令那個張衙役趕快把本利一併還給武訓。孔昭文說：『你看武豆沫本領多麽大，衙役都不敢坑他的錢，他連絡上了大官兒。』這位年近七十的搬運工人談到張衙役的時候，還脫下衣服絞成一股，當作髮辮，盤在頭上，兩手握拳，生
   武訓歷史調查團動地形容了一下這個流氓的蠻橫神氣。可就是這樣一個老百姓畏之如虎的流氓，也不是武訓這個更厲害的流氓的對手。
   武訓依附權貴，放債收息，在臨清這地方，除有施善政爲他經營外，他還把成十吊的錢，放給臨淸的銀錢號、商店和地主。
   那時候臨淸為南北貨物交流之地，糧船絡繹，市面繁榮。單是兌換元寳、碎銀、放款出帖（銀票）的銀錢號（包括小的錢舖）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馬市街的『際元』、鍋市街的『聚興』、靑碗市口的『永亨增』。臨淸老人們說，當時有一句俗語叫做：『南際元，北聚興，中間夾着個永亨增。』
   這三家大銀號各有聯號。『際元』、『際昌』、『際泰』……叫做『際字號』，都是碾子巷大地主徐家『徐大頭』所開設。『聚興』、『寳興』、『玉興』……叫做『興字號』，都是在鄉下擁有三十頃土地，在鎭上擁有一百來家舖子的冀耀祖『冀老耀』所開設。『永亨增』、『永餘厚』……叫做『永字號』，都是東大辛莊大地主孫家『孫百頃』所開設。
   據調查，武訓與這三個大地主都有關係，不是成錢給他們本人，便是成錢給他們所開設的字號。存放錢數每次約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
   供給上項材料的是郭宗周（茶舘掌櫃，六十七歲）、張琴軒（城市貧民，七十三歲）、李玉嶺（小販，過去曾做衙役，六十九歲）。
   武訓怎樣通過地痞流氓去放高利貸，是過去曾做衙役的魏濬哲說的。魏曾經認識一個賣鷄腸子的小販。小販的老婆是個賭鬼，經常使武豆沫的錢，每次數目不超過兩吊，利息三分。武豆沫怕她坑賬，每次祗放一個月，到期本利淸還。還有一個流氓賭棍叫呂臘月兒，武豆沫也經常通過他把高利貸放給下街賣包子的、做小買賣的、賣紙元寶的。魏濬哲那時住藥王廟街，常見武豆沫三天兩頭上那兒去放賬收賬，但都是小注兒的。
   武訓也偶而直接放錢給勞動人民，但更充分暴露了他的殘酷無情的高利貸者的面目。
   上面已經說過的張琴軒，知道武豆沫放過一筆錢（十吊左右）給兩個管理運河閘門的閘夫，名叫沈廣泰、尹成方，是兩個苦力。兩人爲了日夜在頭閘口運河上守河的需要，在那河岸上藍了一間小屋。武訓這筆借款即把這間小屋作抵。他們借了這筆『驢打滾』後，再也無力償付。武訓執行債權，把這間屋子沒收。武訓沒收了這兩個苦力的遮蔽風雨的泥打牆的小屋後，租給了一個剃頭的，在那經常有船夫歇脚的運河口上，開了一爿剃頭舖。新房東武豆沫按月去收房租，每月八百文。『興學始末記』上也提到這所小屋，並說那剃頭舖姓王（第八十三頁）。這房子現在還在，我們拍了照片。張琴軒對這件事發表了他的意見：『窮人那敢欠他的，有衙門替他收賬呢。』
   七十八歲的中醫朱鏡波說，他在柳林鎮的北面五里地焦莊有一家親戚。那年他十六歲，去親戚家作客。那天正下雪，在田野裏碰到了武七，樣子不跟平時一樣，彎着背，揹了一只木箱。朱很奇怪，問他幹麽。武訓告訴了他。原來一個串書舘的賣書小販欠了武訓一筆債，再也還不起，武七便把那只書箱沒收了。
   在我們所訪問的上面的一些人中，凡屬勞動人民，都說，當時他們都看不起武訓，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爲他貪錢如命，所以說他是『財迷』；或者用當地土話來說，是『財迷轉向』。
   他們講他不大跟窮人拉話，窮人家也不睬他，『誰也不答理誰』，『窮人又沒有什麽給他，他跟窮人說話幹麽呀？』武訓走在街上，老低着頭，不看人，但决不會差過『好戶』和大舖子的門，他不是去募化，便是去放債要債。只有地主、紳士家和衙門是武訓經常去跑的。人們說：『豆沫隨意進出官衙門，狗都不咬他。』有人更說得好：『人眼看不透豆沫，狗眼却看得透。』
   事實已很明白，武訓既不是勞動人民，也和勞動人民沒有什麽關係。或者說，只有一種關係，那就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
   他們還說『豆沫』這綽號的意思，與其說是『糊塗』，不如說他『沒有骨頭』、『沒有一點剛氣』。他們說，武豆沫哪裏糊塗，在放賬上更不糊塗。六十五歲的城市貧民陳茂林（過去曾作經紀）聽說過，武訓在腰帶上打着許多結，用來標記他放出的賬項，不會弄錯。對這樣一個精明苛刻的典型高利貸者，地主階級歌頌道：『自一緡至千緡，其利之相積，錯落萬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紛歧雜揉，變幻無不至。訓既不知書，復不通數理，惟恃一心記憶，則纖微奇零，無弗綜貫。故身為債權者數十年，未嘗有債務糾葛事』（沙明遠：興學始末記）。後面這一句話，充分流露了他們對這樣一個勾結官府，倚仗豪門，因此誰也不敢少他一文賬的傑出的高利貸者的讚嘆和羨慕。
   但李士釗和孫瑜，對武訓的高利放債採取了什麽態度呢？
   李士釗採取了指鹿爲馬、顚倒黑白的態度：「低利貸款給貧農買地……以充分發揮他們的生産力，保障他們的生活』（『武訓畫傳』第九八頁）。
   孫瑜採取了加以『美化』、盡情歌頌的態度：『又是一個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兩株桃樹開滿了花。五十歲的武訓坐在兩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樹根，欣然聽着茂林向他細談二十年來的積錢總賬。……微風起處，幾個小蝴蝶翩翩飛過，迷失在落化的一陣香雨中』（電影小說『武訓傳』第一五七頁）。
   但是，讀者們，我們是不應該迷失在這樣一個精巧佈置的謊話的迷魂陣中去的！
   （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孫瑜說：武訓是『封建主義統制階級壓迫下一個平凡的農民」（『武訓畫傳』序）。李士釗說：武訓是『被壓迫農民階級的先覺者』和『模範勞動者』（同上書正文）。的確，我們可以相信，孫瑜和李士釗二人的『立場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同上書著者序）。可惜的是、武訓本人却和他們作對，『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跡』（同上書正文）和他們所宣傳的，硬是不『一致』。武訓旣不是什麽『平凡的農民』、『模範勞動者』，也不屬於被壓迫階級。他是一個大債主，又是一個大地主，而且是一個兇惡的具有特權的大債主和大地主。武訓的特權，特別表現在他的土地剝削方面。
   據我們所知，武訓在堂邑有地，在舘陶有地，在臨淸有地。他在別縣是否還有地，我們就來不及調查了。就是這三縣的土地，僅據我們調查所得，已是三百多畝。其中以堂邑的地爲最多，因爲他在堂邑有特權，可以不繳糧賦。堂邑縣官郭春煦曾將武訓的田產『據禀申詳，免捐銀米，上憲明批，准銀米悉由官捐，永以爲例』（賈品重：武善士墓誌銘）。因此，我們就將關於武訓土地剝削情况的調查集中在堂邑，也有一部分是舘陶的。
   我們找到了武訓買地文約的一部分，稱爲『地畝賬』，共三册，都是武訓逐年買地文約的抄本。這三册『地畝賬』上所載文約有一部分是重複的，經剔除重複後，共得七十四筆，計土地二百八十五畝多。這三册『地畝賬』分為兩大册和一小册，前者是在堂邑武莊武訓的曾姪孫武金興手裏找到的，後者是在堂邑趙郞砦曾替武訓經管過財產的許謹傳的後代手裏找到的，都是很難得的歷史材料，只可惜後者是被人剝落，剩下不多的殘本。
   從這三本『地畝賬』內所列年代看，武訓早在三十歲時就開始當地，四十一歲時開始買地。最初不過一畝、半畝，爲數甚少。到四十二歲的時候，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掠奪，僅在這一年當中，即向二十一個農民奪取了土地六十三畝餘，僅在三月一個月當中，即買地八次之多。次年，又向十四個農民奪取了土地一百零四畝餘。到五十五歲的時候，他成為一個擁有近三頃土地的大地主。但這還是限於我們所找到的文字材料，看來還只是武訓所佔有的地產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例如，據我們調查，武訓在柳林鎭還有土地二十二畝一分九厘二毫，連同三册地畝賬上的數字，合起來就超過了三頃，共計三百零七畝三分二厘四毫六絲。
   現在根據這三本『地畝賬』，將其置地時間、方法、地點、原主、畝數和地價等項，列表如下：
   （表格從略。內述自同治七年起，至光緒十九年止
   （武訓自三十歲到五十五歲）以當、買、換、轉當等
   方式，在堂邑、舘陶兩縣十個村莊中，以四千五百九
   十二千七百八十五文代價換取二百八十五畝一分三厘
   二毫六絲土地）
   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訓乘人之危從農民手裏零星地奪取去的。每張文約上的地畝數，大都只有一、二畝，或二、三畝。我們見到的七十四張文約內，有三十八張，都是三畝以下的數字；十畝以上的，只有五張。武訓每次置地的數目如此細小，足證大都是貧苦農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賣給武訓。武訓之成爲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內（從他三十歲算起），用各種殘酷的方法，逐步地積累起來的。
   表內所列地價參差不齊，原因之一是土地好壞不一。堂邑有一大部分是沙碱地，地價較賤。又表內光緒五年四月十三日買自婁士林的五分五厘零五絲地，買價達四十九千餘文，那是因爲連同房屋在內的緣故。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買自武克岐的一畝七分五厘，買價達五百五十千，其原因也是如此，也是宅基連同屋子。武訓把這兩所屋子拆了，搬到柳林去蓋『義學』。
   表內所列地畝數，到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爲止，共二二八·四八八五畝，這數字與郭春煦的初次請獎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數字是極相近的。郭文稱：『至光緒十二年冬，統計典買地二百三十畝有零，用去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我們核計表內這二二八·四八八五畝的地價，其數字為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爲什麽比郭的數字小一些呢？那主要是因為表內有二畝七分八厘五毫二絲的土地沒有地價數字。如果以郭春煦所報地數、除所報地價總數、得出的每畝平均價格補入這筆地價，每畝以十八吊五百文計，二畝七分八厘五毫二絲的地價即為五十一吊五百二十六文，加上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即爲四千二百二十吊另七百七十五文，與郭春煦所報的數字只差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錢。郭春煦所報是到光緒十二年冬季止，『地畝賬』所載二百二十八畝多是到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這裏有一年又九個多月時間武訓置地數字無記載，可能即是這個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差數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我們所得到的地畝賬到光緒十一年三月爲止，是相當完整的眞實歷史材料。但是地畝賬上也即是表上所有的自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到十九年十一月，武訓續置的土地五六·六四四一畝，却始終未見諸滿清官吏或地主們的呈報文字內。因此我們懷疑，武訓除了所謂學田外另有地產，這種地產可能是他私人佔有的。此外，地畝賬內缺乏從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起到光緒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爲止的六年又九個多月的記載。從光緒二十年起到武訓死的那一年光緒二十二年爲止，這兩年多的置地記載，我們也未找到。武訓越到後來積錢越多，所買的地也可能增加。所以我們說我們找到的三本地畝賬僅是他的地產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
   武訓的兇惡，除了表現在他放債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現在他向貧苦農民奪取土地的種種方法上。據我們此次調查所知，他所採用的方法有如下的幾種：
   一、農民借了武訓的高利貸款，到期還不起，只得把土地當給他。這是武訓開始佔有土地的主要辦法。中布砦的張玉池（二十九歲，中農）的曾祖父，便是因爲使了武訓的錢還不起，把兩塊土地（共六畝二分九厘二）當給了他。連二若唐動習（七十五歲，原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說，武訓還是他的舅爺爺，可是有一次唐勤習的父親要求武訓借給他十吊錢，武訓不管親戚不親戚，借錢就得繳抵押品，他向唐勤習的父親說：『行呀，你指給我哪一塊地吧？』連二砦的張春華（八十二歲，前爲貧農，現為新中農）也說：現在連二砦的七十二畝地，原來是西二莊（屬舘陶）人種的，因爲西二莊的貧農借了武訓的高利貸還不起，把地當給了他。
   二、武訓把已經佔有的土地租給農民，農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賣給他。這是武訓後期擴大土地面積的主要辦法。西二莊王茂禮（已死，本材料由該村李文蘭口述）自己有十二畝地，租了武訓二十來畝地，每畝租價八百文制錢，合二斗米（五十斤），兩年能種三季，豐年每季能收二斗米，可是因為地窪，常被水掩，經常是三季收不上兩季。王茂禮因為交不上租，逼得把自己的十二畝地全折給武訓頂了租子，自己只好帶了全家五口人去要飯。
   三、農民因婚喪喜事急需用錢，把自己的土地當給他，可是到期無錢贖，便將當地變爲賣地。在前面表中有光緒六年正月喬莊王學篤賣給武訓一畝八分一厘地，文約上這樣寫着：『言明十年爲滿，期到許贖，以至十四年歸於義學正。』又寫：『死地活口，不許當賣，許本人贖。』可見王學篤是到十年還拿不出錢去贖回一畝八分一厘地，但是又不能用更高的價錢當給別人，所以到了十四年，便把土地給了武訓。又同表所載光緒九年三月間，夫人砦的遲萬倉把八畝地當給了武訓，那張文約上便註明：『十年三月初七日找錢二十二千文，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找錢五十八千文。』可見在當地之後，遲萬倉兩次需要錢用，最後終於把土地賣給了武訓。
   四、有的農民雖把土地賣給武訓，但在一定時間內，原地戶還保持土地的使用權，羣眾把這種形式叫做『賣馬不離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連土地使用權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訓支配。上表載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夫人砦遲萬德把一畝六分八厘五毫三絲宅基賣給了武訓，文約上寫道：『租價錢二千六百七十文，租價錢八月十五日交到，如若不到，將宅基收回。」又，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年關），布砦的張珩松把自己的三畝一分四厘五毫土地賣給了武訓，文約上寫道：『當日張珩松租回，言明共價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爲期，錢不到罰錢三百文，張岩松保。』這就是說：張珩松在年關因為要錢用便向武訓交出了自己的土地，然後變為租佃關係，耕種自己原有的土地，並且立下文約：如果第二年秋後交不上租，不但要喪失佃權，而且還要被『罰錢三百文』。這種『罰錢三百文』的辦法，一般是很少見的。可見這拉穿着叫化子服裝的封建大地主武訓，比起一般地主來還要毒辣。
   在上述各項舉例中，有些是在『地畝賬』上載了的，有些是『地畝賬』未載的，可見『地畝賬』所載並非武訓在堂邑舘陶二縣所佔土地的全部。
   以上是武訓當時向農民奪取土地的主要情况。在武訓死後，一直由地主集團把持的柳林學校校董會，利用了武訓原有的剝削基礎，向農民繼續進行掠奪。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僞軍、民團的殘酷擄掠之下，在堂邑造成了死七萬多人的大災荒（堂邑原有二十七萬人口，現在僅有二十萬人口），柳林武訓學校以楊家爲首的校董們還正式作了决定：『查本校舊有學田在連二砦者七一餘畝，本年因該處地價較高（按因災情較輕——筆者）武訓鎭（即柳林鎭——筆者）地價較低（按因災情嚴重——筆者）經本校董會議决：將連二砦附近學田盡數價賣，即以所得地價，盡數購買武訓鎭附近地畝。』這時連二砦的土地價格，據該村梁連之講，上等地值八十元，中等地値六十元，下等地值五十元，而武訓學校的校董會在柳林附近買的土地，則最多出二十五元。連二砦的土地平均按中等計算，武訓校董會在災荒年一年所掠奪的土地即有一百畝！由此可見，今天當地農民對武訓及其學校的管事人的鄙視與仇恨，實在不是偶然的。在土地改革的時候，農民說『武七是地主，楊光漢是惡霸地主』。夫人砦的杜汝眞，也因為被校董會奪取了土地的租佃權，逼得全家流亡，餓死了他的老婆和孫子。還有個東王信村的林玉其，因為荒年被柳林學校奪去土地，全家十九口人餓死了八口！就是武訓過繼的孫子武魯林，也因爲欠了一年學田租子，於民國十六年被抓到堂邑縣給活活的拷打死了。他的兒子武金祿流亡關外，最近才回來，他的姪兒武金興到一個小油房做學徒，他的老婆和弟婦都到地主家當做飯女工。武金興對我們講這段歷史的時候直掉眼淚，他說：『俺老爺爺（武訓）和俺爺爺（武克信）到處磕頭，圖了個啥呀？！』
   大地主武訓以『興學』爲手段，對農民進行了十分殘酷的剝削，我們從被訪問的農民口中，知道武訓憑藉特權，可以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地不種，可是武訓却可以隨時抽地不給某一佃戶續種。武訓憑藉特權，還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減免，而是『死租』。農民們說：『武訓的租子不能欠，不繳不行。』我們所見到的那些地畝文約上，沒有一處是直書『武七』這個姓名的，而是一律尊稱爲『義學正』。從這裏也看得出當時這個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風的不小了。
   因此我們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爲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爲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