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歷史調查團
   武訓辦了三所學校。堂邑縣柳林鎭的『崇賢義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辦成的。武訓和了證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證的財產辦成的舘陶縣楊二莊『義塾」，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即光緒十五年，這個年代，和以前一些關於武訓的著作的說法不同，我們是根據現存於楊二莊的兩塊石碑上的記載。臨淸鎭御史巷『義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訓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經過調查，我們認為，三所學校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爲地主和商人辦的學校，但『崇賢義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們就把重點放在這所學校的調查上。因為『崇賢義塾』是武訓的第一所學校，而武訓在這所學校成立的第九個年頭才死去，無疑的，他在這所學校上用的心計是特別多些。柳林鎭位於堂邑縣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臨淸城均為四十餘里，是一個較堂邑縣城還要大些的集鎭。
   根據我們調查的材料看來，柳林鎭這所學校，無論是在學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師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對於勞動人民說來，都稱得起是一所不義之學。
   武訓學校的不義的性質，幾十年來被滿淸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汪精衛等反動統治者的宣傳所粉飾和掩蓋着，他們宣傳武訓興的是『義學」，爲的是『貧寒』。而目前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研究武訓七、八年之久，並親自到堂邑調查過的孫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稱研究和調查武訓將近二十年的李士釗，却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爲窮孩子們興辦義學』，『爲人民大衆服務』（孫瑜）；『這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先覺者』，早已『實踐』了『敎育爲人民」，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和『人民大衆的牛』（李士釗）。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是站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散布反動思想，欺騙人民羣眾的。
   對於武訓學校，在堂邑、舘陶、臨淸等縣，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鎭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過『崇賢義塾』的校董，六十六歲）的意見，即代表地主階級對武訓學校的看法。他認爲武訓學校是『義學』，他說武訓曾經說過：『我窮，念不起書，我要窮人念書。』當我們問是否他自己聽見過，他說他聽見過，並且補充說：『我那時已經十三、四歲了！』其實武訓死的那年他才十一歲。最妙的是他為了和我們談話，陡然長了四歲年紀，對我們說他是七十歲。我們經過其他方面的調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歲。可是，勞動人民蕭振祿（堂邑縣蕭集村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爲新中農）却抗議地對我們說：『武豆沫的學校窮人上不起，怎麽能叫義學？現在的學校才是義學，窮人都能上學了。』他的這個意見，代表了堂邑、臨淸、舘陶等縣一般勞動人民對武訓學校的看法。
   爲了澈底查清武訓學校的內幕，我們訪問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記憶得最清楚、講說得最詳細的，是堂邑縣倪屯村的倪瞻雲。他崇拜武訓，稱讚『義學』，可是他肯說老實話，知道的就說，不知追的就不說。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現年八十一歲，在『崇賢義塾』讀書達七年之久（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緒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並且是個秀才。這位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的老人，還笑迷迷地對我們說：『武訓還做過我的媒人哪！』他吿訴我們，『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址。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好戶』（地主），其餘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雇農了。學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師來念書的秀才。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够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他那一班學生共有五十餘人，因爲年代太久，他只記得起三十四人。這三十四人當中，就有二十三人進了學（秀才），一人中了舉。下面這份經班學生調查表，主要是根據倪瞻雲的述說，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見列出來的。武訓『崇賢義塾』經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上表所稱外課生，是指不住在學校的學生，他們把文章作好送請學校老師去修改。
   根據要能做『滿篇』八股文章的才能人學這一點看來，『崇賢義塾』的學生人學資格是很高的。因此，敎師的資格也很高，須要進士舉人或拔貢才行。倪瞻雲說：崔準、顧仲安、滕繡封等，都是當時極有名望的先生，他們不管到那兒去敎書、身邊總是跟着一批學生。所謂『數縣學生數十百里負笈來學』（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正是跟着老師來的或者慕老師之名而來的程度很高的學生，其中許多已經是秀才。敎師的情况，看下表便知：武訓『崇賢義塾』經班敎師調查表（」八八八年——一八九八年）
   『崇賢義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該塾經班開辦之後第八年，亦即武訓死的前一年，才設立蒙班，四年以後，即一八九八年以後，這種蒙班就廢止了。武訓及和他合作的地主們對於設立這種程度較低的蒙班是不感興趣的。武訓及其合作者楊樹坊之所以在這四年內開辦了蒙班，是因爲柳林鎭上的商人們表示不滿，他們的子弟不能上學，武訓和楊樹坊才勉强辦了個蒙班，敷衍他們一下。。
   在學生的成份方面，經過我們調查，不但經班學生中一個貧苦農民的子弟也沒有，就是蒙班學生中貧苦農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歲的郭繼武（柳林鎭人，過去是貧農，土地改革分到六畝地）對我們說：『那時候，我們飯都吃不上，還能念書？』七十二歲的韓祝齡（柳林鎭人，中農）說：『義學不收學費，可是要給老師送禮，每年端午、中秋兩大節，每節四百錢。那時候，三百錢一斗高粱，四百錢一斗小米。』韓祝齡是個中農，於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讀過書，後因送不起節禮挨打而退學。他說他那一班有二十來個學生，他只能記起十五個。下面這個表，主要是根據他的述說。武訓『崇賢義塾』蒙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五年）
   以上的學生，除了武魯林和武芳林是武莊人而外，餘皆柳林鎭人。
   上表證明，蒙班學生中只有一個貧農，三個中農和一個賣火燒的外來戶，算是勞動人民，其餘都是柳林鎭上的商人和比較有錢的人家。
   關於蒙班的教師，據韓祝齡說，他的老師叫張丹初，是個秀才。一年以後他退了學，就不知這個學校裏的情形了。另一個叫李金鐸，也是個秀才，是楊光漢（柳林鎭人，楊樹坊之孫，被鬥地主，七十歲）說的。張丹初敎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鐸敎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武訓學校的會事人，就可以看出—個堂邑、舘陶臨淸等縣的豪紳地主們的兇惡陣營。我們在柳林鎭武訓師範學校裏的一塊石碑上，找到了『崇賢義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單，共有四十一人。羣衆告訴我們，其中只有武訓的族姪孫武茂林，是個貧農。他因爲常年替武訓催租、討債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絕大多數是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就是這樣一批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傢伙，在孫瑜的『武訓傳」和李十釗的『武訓畫傳』中，却變成了富有正義感的『開明士紳』或『進步人士』了！
   現在尙被堂邑縣勞動人民所痛恨的楊樹坊（柳林鎭人，歲貢生，惡霸地主，民團團長，於一九〇〇年死去），就是『崇賢義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後，他的兒孫一直把持這所學校。楊樹坊就是打宋景詩的堅決反革命分子楊鳴謙（柳林『永淸團』團長）的親姪。楊鳴謙被宋景詩打死以後，沒有多久，楊樹坊就做了『永淸團』的團長。在宋景詩失敗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經三十七歲，武訓則是二十五歲。武訓之被他賞識，並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經濟的原因的。從政治方面來說，楊家當時是堂邑縣勞動人民的死敵。被他們直接間接屠殺的人民不知有多少，他們把小劉貫莊（柳林鎭以西約十里，宋景詩的家）全平了，勞動人民永遠記着這個血海深仇。從宋景詩起義的那年（一八六〇年）算起，到現在已有九十一年，可是，堂邑的勞動人民尙能詳細而生動他述說這段歷史。這並不僅是表示着他們對於英雄們的懷念與歌頌，而且也表示了要他們的兒孫別忘記這個仇恨！八十一歲的王立成（小劉貫莊人，貧農），講到宋景詩的老娘被釘死在東昌府（聊城）的城門上的時候，難過得講不下去了。楊樹坊是一個極狡猾的傢伙，他明白單靠武力不行，還得做一些收買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個義學爲貧寒』的武訓，就成了他欺騙人民的良好工具。在經濟方面，楊樹坊想打武訓財產的主意。武訓這時單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筆財產，計七千多吊，『義學』一辦成就不得不受楊樹坊的控制。所以此時楊樹坊叫武訓辦『義學』，武訓雖欲不辦也不可能了。武訓一死，楊家將學校霸爲私產，專在財產的掠奪上做文章，學校學生有時少到只有幾個人，後來有幾年率性停辦，毫無意於什麽義學不義學就證明了這點。以上是學校所以辦成的主要原因。當然，這時地主階級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們利用武訓的債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為他們的子孫建立一所學校，何樂而不爲。『興學始末記』中說：『堂邑、舘陶與臨郡接境，自咸豐甲寅兵燹後，貧家不能讀書者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頁）。這裏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國的北伐軍曾經攻克過這一帶好些縣城。這裏所指的『貧家』，就是地主階級自己。這樣，方面楊樹坊等地主階級需要辦學校，一方面武訓已騎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積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辦，因此武訓就替地主階級並在地主階級主持下，辦起學校來了。
   『崇賢義塾』建立校舍的經費，主要是武訓的債利和地租，這些都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刮來的。此外，還有武訓依仗楊樹坊的勢力『到處磕頭，不給不行』（郭繼武）强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勞動力和建業材料方面，却是楊樹坊親自出馬，以自己的威勢，假『爲貧寒』之名，强迫各村派車、派人。郭繼武說：『當時是要俺們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車的出車，有牲口的出牲口，沒有車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來不行！俺家窮的上頓接不上下頓，還叫俺去搬了幾天磚瓦。』楊樹坊就是這樣一個兩手塗滿了勞動人民的鮮血並且强迫勞動人民出力修『義學』的『開明士紳』！
   下面就是從石碑上抄下來的『崇賢義塾』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單：
   上面這個名單是從碑上一字不易地照抄的。婁峻嶺列在第一名，實際上主持學校的楊樹坊列在第二名，是因爲婁峻嶺是武進士，『功名』比楊樹坊爲高的緣故。第三名趙壁光，就是在武訓的疏族武昌達控吿楊家霸佔學校後，由官廳任爲該校兩名『幫理』之一，是另一派地主的首領
   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的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規律的。封建制度的生產關係，是地主階級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有政權，有軍隊，保護這種生產關係。因而只有地主階級能够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敎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敎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敎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敎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武訓生在滿清時代，他甘心爲地主階級服務，以『爲貧寒』的口號欺騙農民，而實際上為地主和商人辦成了三所學校，這是合乎封建社會的規律的。只有那些毫無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並且是站在反動立場上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孫瑜和李士釗，才硬說地主子弟、商人子弟是勞動人民的子弟；硬把一批惡霸地主和堅決反革命分子裝扮成『開明士紳』和『進步人士』，說這些人也願意為勞動人民開辦學校，硬給武訓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個反動派說成一個革命派；這種種，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謠欺騙，就是思想上的極端錯誤。（本節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