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歷史調查團
   武訓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他有兩個哥哥（武謙、武讓），四個姐姐，他排行第七，喚做武七。我們在堂邑武莊武訓的曾姪孫武金興家裏查看了武家的神主，知道武訓的父親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親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時武訓已三十五歲，並非像許多傳記以及電影所描寫的那樣，武訓的母親也是在他年幼時死的。可見勞動人民所說的，武訓發跡後不顧家，不顧母親，倒切合事實。
   當家裏生活困難的時候，武訓曾跟着他母親要過飯。雖然那時候他還不是一個職業叫化子，但他從此染上了不關心莊稼活、不愛勞動的游民習氣。到他十六、七歲的時候，他母親設法弄他到舘陶薛店張變徵家抗活，就連一些莊稼活的基本常識也沒有。崔莊（他母親的娘家）的王湯傳（七十五歲，中農）說：『豆沫不懂莊稼活，連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裏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給掐掉了。』
   張變徵即張老變，或張老辮，是武訓的遠房姨夫，是個貢生，有四、五頃地，家裏雇了幾個人種地。薛店的張曉峯（七十四歲，貧農）說：『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親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會做，出糞鍘草都不會。推車子架不準，搖搖愰愰，担水不使手，溜溜躂噠。』因此，張老變只叫他看管『樹行子』（菓樹園），或者做一些限猪、限牲口的輕便活。至於他的工錢，薛店的老人說，頂多不過『三鞭』的標準——四吊錢。當時『頭鞭』（勞動力最強的僱工）一年的工錢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錢是五、六吊。如果照薛店羣衆的說法，武訓僅在張老變家抗活一年，那麽工錢頂多四吊；如果照堂邑羣衆的說法，抗活兩年，那麽工錢頂多是八吊。張老變是否騙了這筆工錢？羣眾的說法不一樣。有說給了他哥哥，有說給了他自己，有說沒有給，其中說給了的較多。薛店的張士珍（五十歲，貧農）說：『武七只抗了一年活，工錢很少，給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鬧了一場就走了，沒有再抗活。』
   經過我們多方調查，除了張老變家之外，再也找不出還有第二家武訓曾去抗過活。旣沒有另一家『張舉人』，更沒有另一個『李老辮』。武訓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年（或兩年）比較上還算能說是『勞動』過，此外再也沒有了。
   武訓從張老變那兒回家以後，在决定今後抗活還是要飯的問題上，和他母親、哥哥起了衝突。武金興說：『俺佬佬奶奶和俺老爺爺都叫他抗活去，不願他當要飯的。』可是武訓認爲要飯比抗活舒服，所謂『不如討飯隨自己』。他賭咒說：『我出家了，你們別管我！』從此，他就脫離了貧農家庭，背離了勞動人民，『當了大要飯的』（武金興）。無怪封建統治階級要表揚他的所謂『親戚朋友斷個淨』的態度，因爲實際上就是他和勞動人民的關係『斷個淨』。從那時起，他結交的儘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惡霸、闊和尚和大小官僚。當地羣衆說他年輕時最歡喜上崔莊找他的舅舅崔老華，那人是個有名的光棍，『他專吃別人」。王湯傳說崔老華幹過衙門裏的『賦房老總』，武訓和他最合得來。可以設想，武訓從崔老華那兒學到了不少『專吃別人』的本事。後來，武訓就在許多縣行乞，結識了各縣的流氓，竟成了一個有勢力的流氓頭子。
   武訓正式行乞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將近二十歲的靑年。按照社會鄙視不勞而食的習慣，像他那樣年輕力壯的人，要飯是不會得到同情的，也不會有多少人給他。因此，爲了達到不勞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裝瘋賣傻。八十六歲的張洪魯（堂邑夫人砦人，中農）說：『豆沫壯着哪！』他還用手比劃着說：『臉有這麽寬，腰像案板那麽粗！』我們問：這樣壯實的人要飯，人家爲什麽肯給呢？張洪魯說：『他瘋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說：『瘋迷了，他對錢財可不糊塗。』這就是說，人們懂得他是裝瘋，上當的人不多。
   裝瘋旣不能長期騙人，到後來他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法，打起『興義學』的招牌來了。但『義學』决不是他的發明，更不是裝神弄怪什麽『大夢三天』以後想出來的。『義學」在武訓之前便有了。據『臨淸縣志』說：『義學之設，始於淸初，由城及鄉，逐漸擴充』（第三册第十一頁）。這種『義學」，絕大多數是滿淸王朝辦的。從康熙到乾隆年間臨淸有九個『義學』，其中只有三個是私立（紳士捐建），其餘都是『官立」，由知州創辦。到了光緒年間，臨清『義學』增至二十五處。可見越到後來，滿清專制統治者越愛『興義學』，『義學』在那一帶越是發展。在堂邑、舘陶也是如此，在武訓常跑的村莊蕭集、楊林和千戶集，就都在武訓之前有了『義學』。武訓行乞，到處跑，又接觸封建上層分子，便悟出了打起『興義學』招□必然對他有利的道理。果然，這塊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階級的賞識，舘陶縣婁塔頭的武進士婁峻嶺馬上看重了他。當地羣衆說，婁進士誰都不誇獎，却說：『武七能成大事。』
   武訓裝瘋賣傻騙錢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他對地主的態度和對勞動人民的態度不同。他對地主階級是到處磕頭，滿口『老爺爺』、『老奶奶』，或『爺爺』、『奶奶』。對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舘陶的地主們說武訓的『嘴甜着哪！』『脾氣好，怎麽要他也不惱。』對勞動人民呢？武訓的外孫唐勤習（連二砦人，七十五歲，新中農）說，有一回武訓拿了幾個杏子到他家，給了唐勤習兄弟們，唐勤習他們以爲是舅爺爺送的，就吃了。剛吃完，武訓就伸手要錢。張洪魯說：『就別讓豆沫撂下東西，他撂下什麽漲什麽。他撂在俺家二升紅高粱，第二天來拿就要漲。』七十四歲的貧農石東海說：『誰沾着他，誰被害。』『放錢七百算一吊。』
   自從武訓正式要飯以後，是否如武訓宣傳者們所說他幹過出糞、鍘草、拉砘子、軋棉花、紡綫、推磨等項工作呢？據我們調查，除了鍘草、推磨之外，其餘都沒有。而鍘草、推磨也不過是在要飯時候所表演的節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錢或要乾糧。我們問過幾十位老人，只有兩人說見過他推磨。其中之一說他推磨帶上『驢遮眼』，當許多孩子圍着他看的時候，他又學起驢叫來了。連二砦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說：『光聽他喊推磨，沒見他眞推過。』當我們向該村的張春華（八十三歲，中農）訪問武訓當年的勞動情况時，剛一提到鋤草，他便說：『鍘草鋤草，沒人來我。』這是勞動人民對武訓的評語，應該說是很恰當的。連武訓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歲，中農），武玠（七十歲，中農）等人也說：『要飯是正事，幹活稀鬆。」
   武訓一邊嚷着『興學』，一邊裝做瘋儍，用盡各種哄騙訛詐的辦法，從勞動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筆錢（據舘陶的羣衆說有四、五十吊），交給舘陶武進士婁峻嶺替他放債，利息三分。武訓明白了放債『漲』得快，就回家鬧着要賣地。堂邑縣官郭春煦的『義學正碑文』說：『同治初年，將前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事實上，武莊的人們和武金興都說賣地是眞，但並未分家，賣的也不是三畝。武金興說：『俺家寧死不出地，他一賣就是五畝七。』武訓三兄弟共有十二畝地，他的份地是四畝，怎麽能賣五畝七呢？據說他所持理由是沒有娶妻，但是武金興說更重要的是怕他兇，只得依他。武訓把賣地的錢加上放債所得利息，又經過大惡霸楊樹坊等人幫他放債，他的財產就越積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婁峻嶺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零碎的自己放。張洪魯說：『豆沫五百錢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漲。』不使他的就下跪，還不起的他就說是『坑」（即賴債的意思）了他的『義學』錢。武訓就這樣經過高利貸的道路，很快又變成一個地主。有的農民還不起他的高利貸，把土地給了他；有的農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給他。這樣他的土地和高利貸數目便逐漸增加，到最後共達一萬七千吊（『臨淸縣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頁至九十一頁）。武訓終於如願以償，打着『興學』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進了剝削階級的行列。
   武訓柳林『義塾』的基地是一個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為什麽肯捐這塊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歲，新中農）告訴我們這樣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眞辦學，有一天碰上豆沫就問：『豆沫，你老喊興學，爲啥幾十年不興？』武訓說：『沒地蓋房子。』郭芬說：『沒地好辦，東門外有我的地。』武訓沒得話說，磕了個頭就走了。後來楊樹坊和武訓談了話，武訓不得不答應，這才『劉備招親，弄假成眞』，在楊樹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訓五十一歲的那一年，也就是從他二十一歲打『興學』招牌起正滿三十個年頭的那一年，他才和楊樹坊合辦了柳林鎭的『崇賢義熟』。
   自從這個學校辦成之後，武訓就不僅是流氓的首領，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賓。堂邑縣官郭春煦請他吃飯，山東巡撫張曜召見了他。武訓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義學的就是我。』郭春煦為什麽要結識武訓呢？柳林『義塾』的學生，現年八十一歲的老秀才倪瞻雲對我們說：郭春煦外號郭糊塗，本來因事就要丢官了，忽然發現了武訓，趕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紗帽。
   繼柳林『義塾』之後，武訓又辦了舘陶縣楊二莊『義塾』，但武訓出錢較少，主要是用的了證和尙的廟產。說到了證和尚，也是一個和武訓頗爲相像的人物。他同樣是窮苦出身，但當了和尚以後，就到北京活動過。回到舘陶，陸續掌管了三個廟的廟產。僅其中西劉莊一個廟，便有土地一百七十畝。除土地外，了證也放了四千餘吊錢的高利貸。雖則是一個大地主和大債主，他也和武訓一樣，實行苦肉計，故意『一條棉褲穿九年』。對自己的窮本家，則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據羣衆說，武訓在三十歲左右就拜了證為師，是為了想在錢上打了證的主意，而了證則是利用武訓勾結官廳的名望和勢力，借興學以保廟產，他們就這樣互相結合起來辦了楊二莊『義塾』。
   至於武訓在臨清的第三所學校，則是在臨淸的大惡霸兼會門首領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訓臨死的那一年才開辦的，剛一開辦，武訓就死了。
   武訓宣傳者們高興歌頌武訓的『孝行』和『友愛』，這事我們也作了調查。和這種歌頌相反，武訓是一個不孝不友的人。爲了不務正業，當流氓，武訓早和他的家庭鬧翻了。為了變賣地產，又曾和他哥哥大鬧。七十九歲的郭繼武說：『他娘他哥都沒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時候還不是像一條狗一樣。』有人說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發喪，他說沒有『哭錢』不去，在武訓正患財迷病的時候，這可能是事實。羣衆說，武訓把要來的乾糧拿去賣給人家喂牲口，却不願給他的母親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李士釗在他的『武訓畫傳』中說：『武訓爲了發揚高度的階級友愛』，放過四十石紅高梁賑濟災民。我們多方調查，羣衆都說沒有這回事。
   關於武訓不娶妻的故事，武訓的宣傳者也認爲是一項重要的『苦行』。據我們調查，武訓確沒有娶妻，却是拜了許多女人做他的所謂『乾娘』。淸末的武訓宣傳者陳代卿，在他的『愼節齋文存』卷上的『武七』一文內說：『武七未沒數年前，每見少婦，必叩頭乞爲義子。或訝而詰之，則曰：吾天罰寒乞，目不識丁，今生已矣，願來生投善地有福讀書耳。』爲什麽修來生一定要拜乾娘，而且一定要拜年輕的乾娘呢？這使人們很難理解。但武訓用迷信的話頭掩蓋他拜乾娘的行爲，去對付那些『訝而詰之』的人們，這是可能的。淸末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所編『乞人武訓興學始末記』收錄陳代卿此文，改稱『武七小傳』，却把這一段敍述删去。一九三四年臨淸武訓小學校長國民黨人郭金堂所編『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册』，也是這樣。這應當是這些武訓宣傳者們所謂『爲賢者諱』的道理，認爲這一點如不删去，會顯得武訓不像個完全的『聖人』。但『未沒數年前每見少婦』也不甚確切，據羣衆說，武豆沫是在他一生中拜了經過他選擇的許多年靑的或中年的寡婦做乾娘。武訓自己也公開地唱：『說一百個媒，認一百個乾娘，吃一口媽媽，死在路旁』（『吃媽媽』即吃奶）。武訓晚年在臨淸有一位乾娘，現年七十多歲，靑年守寡，生了個孩子，人們趕着叫『小豆沫』。我們在武莊訪問時，見過一位老太太，八十多歲了，他自己也不隱諱她和武訓的關係，說豆沫吃過她的『媽媽』。在場的武金興的妻子聽了生氣地說：『你幹麽說這個！』這位老太太說：『幹麽不能說，人家（指武訓）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訓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覺她和武訓有這類關係是光榮的。但此人却非武訓的『乾娘』，而是他的族弟婦，年輕時就守寡。
   四十二歲以後大發起來的武訓，確實還是披着一件叫化子衣服，往來於堂邑、臨淸、舘陶、冠縣一帶地方，但已經不是乞丐，而是一個大債主和大地主了。楊樹坊的孫子七十歲的楊光漢（地主）說：武訓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催租、討息、檢查學校，拿着各縣紳士們替他立的緣簿到處募捐，並推銷『太上感應篇』、『陰騭文』、『灶王經』、『勸世文』等『善書』。
   孫瑜和李士釗，都說武訓反對立牌坊。據我們調查，確實沒有牌坊，只有一塊『樂善好施』的匾額，我們拍了照片。孫瑜和李士釗的根據，大概是因爲郭春煦在其『初次請奬詳文』（興學始末記，即羅正鈞所編書，下同）裏說過：『此案例奬，本可建坊。惟該鄉民並不好名，即蒙奏准，斷不爲此，則是曠典仍同虛設。將來擬由卑職遵照奬案，改給匾額，懸掛義學，合併聲明。』我們認爲這一『聲明』是有原因的，郭春煦不過用自己的嘴代替楊樹坊說了話，不願意武訓建坊的是楊樹坊。因為在當時社會上，建坊影響極大，且必建於武莊而與柳林『義學』分開，這對楊樹坊很不利。匾則影響較小，且可「懸掛義學』，對楊樹坊較有利。後來張曜不聽郭春煦的話，還是奏請淸帝『俯准堂邑縣民武七自行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並已獲准。但這和楊樹坊的利益衢突，到底不能實行，還是掛匾而不建坊。爲什麽建坊就算『好名』，掛匾則不算『好名』呢？這是說不通的，因此孫瑜和李士釗率性把這段掛匾的故事也隱諱起來，說成武訓反對建坊，反對接受淸帝的榮典。但當地羣衆却說，武訓曾着人抬着這塊匾在柳林鎭上遊街數日。武訓死後，武家和楊家不斷鬥爭，武家竟至被楊家迫死兩條人命。這兩條人命，一條是武訓的助手武茂林（此人上了孫瑜的電影），一條是武訓的過繼來的孫子武魯林。到後來，武家才從柳林學校將這塊『樂善好施』匾額打黑夜裏搶回去，掛在武莊的武家。我們是從武金興家裏看見這塊匾，並從武金興和柳林、武莊的羣衆口裏聽到武楊兩家長期殘酷鬥爭中楊勝武敗的經過以及黑夜搶匾的『最後優勝』故事。
   就在武訓生前，武訓這個流氓大地主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我們看出，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很大的矛盾。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一到利害衝突，武訓鬥他們不過，總是遷就妥協，但是心裏不甘。據羣眾說，武訓很想在死後替他自己修個祠堂，但楊樹坊不肯。武訓的忠實助手武茂林，看了過意不去，他又有心在武訓死後承繼武訓的行乞興學事業，他就向武訓說：你死之後我一定要替你修個祠堂。武訓立即從炕上跳下來給武茂□磕了一個頭，表示感激和拜托。這是武訓臨死以前不久的事情。因爲武茂林經管過武訓的財產，柳林學校立起以後他也還能代表武訓和楊家所派人員共同經管學校的財產，此外，武訓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未交給學校的私產，例如某些房產和某些放債是由他管理着，所以武訓一死，武茂林就不顧楊樹坊的反對，修起祠堂來了。羣衆說，當時楊樹坊反對很堅决，說『錢是義學的，不能修祠堂』，並且不許武茂林過問武訓的財產和學校。但是武茂林還是要修。沒有錢就向商人賒購材料，動起工來，祠堂居然修成了。那邊楊樹坊堅决不認賬，聲言武茂林和『義學』無關。這樣一來，賒賣材料的和包工的人們發慌了，大夥兒向武茂林要錢。楊樹坊又威脅武茂林，說商人們要向縣裏吿他了。武茂林這才知道自己走進了絕路，一索子吊死在武訓祠堂的門口。羣衆認為武茂林也是個流氓，但對他死得可憐這一點，却表示很大的同情。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武茂林是『活活被楊家逼死的』。只有在一九一三年任過武訓學校董事的穆仲山（柳林鎭人，六十六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流氓武茂林，和武訓沒有任何關係，連跑腿工作也沒有做過，死是他自己要死的，並沒人逼迫他。我們認爲這種說法顯然歪曲了事實。穆仲山又說，武茂林死前做了兩塊神主，放在祠堂裏，一塊寫的是武訓，一塊寫的是武茂林自己，然後才上吊。我們認爲這點可能是事實，因爲武茂林是以武訓的繼承人自居的，武訓生前也可能以此托付他。武訓雖然和楊樹坊合作，但有很大的矛盾，武訓認爲只有武茂林這一類人才是最可靠的人。
   武茂林是武訓的遠房姪孫，一生幫助武訓幹所謂行乞興學，結果被楊樹坊逼死。武魯林是武謙的孫子，武克信的兒子，在武訓晚年過繼武訓爲孫，被楊家控以『抗不交學租』，縣官捉去拷打重傷，放出來，第二天就死了。我們在前面說過武訓不顧家，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約是對楊樹坊控制過嚴不滿，同時社會輿論也對他不滿，還是請求楊家允許撥出了四十餘畝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義交給武魯林的父親武克信耕種，同時以每年交租錢十串給學校的條件滿足了楊家。此事曾在官廳立了案，（見興學始末記，說是叫十畝，武金興吿訴我們是叫十餘畝）。但楊家後來硬奪回去，否認祭田，肯定是學田，派武魯林送重租，武魯林出不起，發生爭訟，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奪去。這就是武家『兩條人命』的公案。羣衆對於此事一槪同情武家。當武金興向我們說到這些事的時候，我們和他都感覺難過。武金興沉痛地說：『我們和楊家有仇！』
   關於武訓的流氓幫口問題，武訓是否有私產問題和武訓死後三所學校的情况問題，我們也作了一些調查。這三個問題有連帶性，我們就將這些說在一起。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當過『賦房老總』的武訓舅父崔老華是個流氓。我們又提到武茂林是個流氓，武茂林並且是武訓用做在堂邑方面替他經管大部分財產的一個貼身親信人物。
   在堂邑方面，武訓還有一個親信人物，名叫許謹傳。他是趙郞砦人，死了多年了。我們在他後代的家裏找到一本武訓的『地畝賬』抄本，證明他竹替武訓管理過一部分土地。根據這篇『地畝賬』所載，光緒十七年十二月至光緒十九年十一月武訓買地五十六畝多，約値一千吊左右，這裏邊就有趙郞砦的地。但這五十六畝多的地是武訓在光緒十四年開辦柳林學校以後買的，不但在光緒十四年六月堂邑知事郭春煦的『初次請奬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武訓興學捐款七千餘串之內不可能有這一筆，就是光緒二十二年九月武訓死後（武訓是這年四月死的）堂邑知事金林的『二次請奬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武訓興學捐款，還是光緒十四年郭春煦的同一個數目，並未增加一文。因此我們斷定，光緒十四年以後武訓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財產是他的私產，並未捐人學校。許謹傳就是替武訓管理這部分私產的一個人。在武訓死後許謹傳的長子許功珏，曾被楊家以『抗不交學租』的罪名關進牢裏過。根據這一點，就可知道武訓生前沒有交出的私產，凡是被地主們知道了的，在武訓死後都被地主們以學田名義奪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這種性質的財產。武訓在光緒十四年以前所積的財產是否全部捐給柳林學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這點有關，不過我們未找到確實證據。
   許謹傳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物呢？『興學始末記』所載靳鶚秋的呈文裏有一段說：『趙郞砦、王二大砦等村，舊有善書會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誤——筆者），武訓捐助京錢二百餘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內。許謹傳等欲為武訓立碑，武訓不許。每年齊社一次，武訓不論有何事故，必親身到社，並徧閱每年所印善書簿記。又自取各善書若干卷隨身攜帶，到處施放』。這個『善書會一道』看來像是個會門組織，許謹傳是個頭兒。武訓則因出了許多錢，成了這組織的大頭兒。由此可知，許謹傳也是一個擁護武訓那一套，並幇助武訓工作的人，是武訓的親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過他幹的是『善書』，不是『興學』罷了。
   根據我們在舘陶的調查，那裏也有一個武訓的親信人物，名叫汪信遠。此人是個有九十來畝地的小財主，楊二莊人。據羣衆說，此人好賭，愛管閒事。因爲賭的原故，他借了武訓十幾年的債，還不起，將四十畝地和九間房子折給了武訓，充爲楊二莊學產，但地還是歸他種，並且因此汪信遠就成了武訓在楊二莊學校的代理人，做了這個學校的首事和管事員之一、因此武訓於汪信遠有恩，他們的關係很密切。另一個首事和管事員是了證和尚的外甥，舉人老爺，楊二莊人，名叫汪毓藻。他是了證的親信，後來在這學校敎過五年書。汪信遠和汪毓藻代表武訓相了證兩派，武訓相了證死後，他們二人爲爭學產打官司，成了對頭。兩人子孫的意見也是衝突的。一方面汪信遠的兒子汪景東（四十九歲，現在是中農）和汪景東的姪兄汪毓芳（三十九歲，中農）都說，楊二莊義學是武訓依靠汪信遠辦的，了證只出了一些錢。另方面汪毓藻的兒子汪憲章（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則說，義學是了證辦的，武訓只出了『十吊錢』。我們又在楊二莊義學裏看見兩塊碑，同是光緒十五年所立，同是舘陶縣知事彭元熙寫的。一塊完全吹噓了證，根本不提武訓。另一塊則以吹噓了證爲主，附帶替武訓吹了幾句。這種怪事，當然只能以地主和流氓的矛盾來解釋。
   在臨淸方面，也有一個幫助武訓管財產的親信人物，叫于殿元，也是個流氓。于殿元在光緒二十二年武訓剛死幾個月後向臨清州官控訴靳鶚秋的禀狀上說：武訓『有心在臨淸另創義學一所，伊一人因獨力難辦，伊知身（于殿元自稱——筆者）自幼專心善事，命我與伊幫辦。有趙一琴主盟，與身結拜生死之交。……詎武訓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染病，身日夜侍奉，至將死之時，命身當面立誓，以後如不誠心接辦，天誅地滅。詎有惡衿靳鶚秋……將義學霸持，誆去緣簿不給，復不准接辦』（興學始末記）。臨淸州紳士張□等則代替靳鶚秋反訴于殿元：『武訓創修義學，于殿元巧與結盟，不過與武訓作伴，義學中並無伊之姓名。且于殿元之素行邪正，職等槪不得知，但伊在夏津因盜案被押，武訓當堂保釋。嗣後在義學看門謀食，此外毫無操勞。伊於緣簿內竟托使京錢三十餘吊，職等知伊從中取利，因此將伊逐出不用』（同上書）。于殿元，魯西夏津人，打上述那個官司的時候他是五十三歲（同上書）。于殿元訴狀中所說的趙一琴，是當時臨淸的有聲望的大紳士，是個舉人。武訓和于殿元『結拜生死之交』，要趙一琴主盟，趙一琴也肯出面爲他們主盟，我們判斷是和爭奪臨淸學校管理權一事有關的。武訓願意趙一琴一派輔導于殿元在他死後接管這個學校，而不願意靳鶚秋一派管這個學校。故靳鶚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認武于結盟趙爲主盟一事，而只能說『巧與結盟』。
   上述諸武訓親信流氓人物，除崔老華做『賦房老總』，許謹傳爲武訓經管『善書』，未幹『興學』這把戲之外，武訓、武茂林、汪信遠、于殿元，都是幹『興學』的一型人物，武訓一死，武茂林、汪信遠、于殿元都受到地主階級的打擊，武茂林被迫自殺，汪信遠被排斥，于殿元被逐出學校，他們和阿q不同，不是『不許革命』，而是不許『興學』，因爲地主階級不要這類人物了。
   因此我們斷定，武訓生前，在魯西一帶，有一個相當大的流氓幫口，而武訓、武茂林、許謹傳、汪信遠、于殿元及其他我們尚未查出的人們，則是這個幫口的核心人物。武訓的社會基礎是流氓幫口，以此去與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興學』關係，地主就臨時地利用他，官僚則想利用得更廣更久些。這一點，我們從武訓死後各處『義學』皆先後因爭學產停辦，後經官府扶持才又繼續辦下去這一事實，獲得了證明。
   武訓和他的合作者大地主們之間的矛盾，在武訓生前就有了，只是沒有爆發。其原因之一，是武訓有省城官僚的支持。州縣官是聽大地主的話的，但也不得不顧及省城官僚的意旨，因此武訓還吃得開，還能和大地主楊樹坊等共同管理校產。武訓一死，三所學校都發生對財產的爭訟。地主們把武訓的親信一脚踢開，不要他們。接着是幾派地主互相爭鬥，鬧得烏煙瘴氣，在堂邑方面，是巡撫出來調停，掛上『武訓初級小學堂』的牌子，名義上不算楊家學堂了，（興學始末記載武訓疏族『陸軍司務長』，『五品頂戴』武昌達，在宣統元年控告楊家說：『前數年與今年之學生、俱係姓楊者，與楊名遠在四服之內，郭、穆、常、柳、韓、趙等姓一個無有』）、管理權也從楊家分出一份給另一派地主，稱爲『幫理」，敷衍一時。在臨淸方面，學校本來是武訓和臨清關包稅商人施善政合作辦起的。武訓死後，施善政也因貪贓被抄沒，學校就被另一派大地主奪去，並且說錢都是他們出的，武訓並沒有什麽大功勞。以上堂邑臨淸兩方面的鬥爭，大部分可從『興學始末記』所載流氓和地主、地主和地主間的控訴、反訴及官廳往來文件中找到根據，一部分是我們從羣衆中查得的。舘陶方面，則是汪信遠和汪毓藻爲爭校產打官司，結果是學校由官辦，校產歸公。這方面的材料，是我們從舘陶羣衆中查得的。我們從武訓生前和死後這三所學校的情况看出，不管地主也好，武訓這批流氓也好，主要地都不是什麽眞正為了興學，而是爲了爭這筆財產的管理權。
   根據上述各種材料，使我們瞭解武訓是一個在魯西許多縣裏的流氓羣中有勢力的流氓頭子，他與魯西數縣的地主特別是大紳士大惡霸相勾結，與縣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員相勾結，使自己成爲大債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訓就是這樣一個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種集團中極爲活躍，因而脫離一切勞動人民，並和人民處於對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訓及其流氓兄弟們和地主階級有矛盾，但在他生前這種矛盾還沒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維持。武訓一死，他的學校先後瓦解，財產被地主霸佔侵蝕，他的親信都被打擊。當地羣衆對於武訓是嫌惡的，但對於受打擊最慘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則是寄與同情的。武訓的始終不變的形象是行乞，武訓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點是興學。而這兩點（行乞和興學）互相結合在一起，就爲一切時期的反動統治者所喜愛，而爲之盡力宣揚。某些思想錯誤的人們也喜愛這樣一個人物，而為之盡力宣揚。這樣，就迷惑了許多天眞的頭腦簡單的人們。因此，揭露武訓和武訓宣傳者的眞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在武訓死後，在魯西及別地出現了一批吃武訓飯的人。其中的一人是臨淸的號稱『武訓第二』的王丕顯，是一個藉興學發財的學棍，這裏不來詳說。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棟。武金棟，堂邑武莊人，是武訓的疏族，現年七十八歲，他就是現存的一個活武訓。他在武訓死後一意學武訓，見有錢人就磕頭，低眉順眼，出口成詞，到處募捐，很積了一筆錢。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到過南京，爲國民黨所賞識，捧爲活寳。他和我們見面，還是口…念念有詞。他對羣眾的態度很壞，當地羣衆很不滿意他，在土地改革時把他當作了鬥爭的對象。我們找他談話，柳林鎭的羣衆很感詫異。他從街上走過的時候，羣眾指着說：『爲啥這傢伙又來了！」
   （本節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