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歷史調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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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20033769
颗粒名称: 武訓歷史調查記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51年7月爲了澈底澄淸文化界和敎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
关键词: 武訓 混亂思想 武訓歷史調查團

内容

爲了澈底澄淸文化界和敎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是由下列十三個人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束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鎭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淸縣委宣傳部)。此外,尙有堂邑、臨淸、舘陶的許多縣、鎭、區、村的幹部同志參加了這個調查工作。假如沒有這些同志幫助,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難完成的。根據調查的材料執筆寫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
   我們在堂邑、臨清、舘陶等縣,先後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爲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的當地各階層的人們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况的壯年人(少數),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對象。
   我們在堂邑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武克科(武莊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玠(武莊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金池(武莊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兼木匠和油漆匠,現在是中農),武克亮(武莊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武金興(武莊人,武訓的曾姪孫,四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武金興之妻(四十三歲),武金棟(武莊人,七十八歲,靑年時候當過僱工,後來學武訓,不務正業,到處以『義學」名義磕頭募捐,訛詐勞動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錢,土地改革時,農民堅持要鬥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現在是個中農),陳福臨(武莊人,七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明之妻(武莊人,八十四歲,武訓的族弟婦),趙維漢(柳林鎭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郭縉武(柳林鎭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郭繼武(柳林鎭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郭金鑑(柳林鎭人,八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韓祝齡(柳林鎭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穆仲山(柳林鎭人,六十六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楊光漢(柳林鎭人,七十歲,楊樹坊之孫,過去是惡霸地主,現在是中農,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鎭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楊光炬(柳林鎭人,六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楊鑑遠(柳林鎮人,七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趙朝熙(柳林鎭人,六十七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趙棣(柳林鎮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石東海(夫人砦人,七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杜汝眞(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洪魯(夫人砦人,八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蕭振如(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泗漢(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桂樹(蕭集人,六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洪飛(蕭集人,七十一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懷祥(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唐勤習(連二砦人,七十五歲,武訓的外孫,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春華(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鑄(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梁老夢(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林雪亭(喬莊人,六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范昌期(喬莊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倪瞻雲(倪屯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破落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思鐸(東路堂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梁亭桂(萬莊人,七十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路兆平(萬莊人,八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路延林(後路堂人,一百零三歲,過去是由佃戶變成的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文顯(後路堂人,七十一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潘耕歷(王二砦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立成(小劉貫莊人,八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宋克義(趙郞砦人,五十一歲,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堂兄弟的孫子,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維修(王樊莊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崔金如(崖莊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湯傳,(崔莊人,七十五歲,過去是富裕中農,現在是中農),張玉池(中布砦人,二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我們在臨清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魏濬哲(臨清鎭吉士口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充當過衙役、商人,現在是城市貧民),冀熙亭(臨淸鎭東夾道人,七十三歲,過去做過錢莊的領東掌櫃,現在是貧農),趙名選(臨清鎭鍋市街人,八十五歲,過去是富商,現在是富裕中農兼雜貨店經理),孔昭文(臨淸鎭車營街人,六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搬運工人),陳茂林(臨清鎭後關街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店員、經紀,現在是城市貧民),郭宗周(臨淸鎭吉士口街人,六十七歲,開小茶舘),于明軒(臨淸鎭鍋市街人,七十歲,秀才,過去是自由職業者,現在是中農),趙鏡波(臨淸鎭大寺街人,七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富商),郭華亭(臨淸鎭後關街人,三十八歲,過去是中農,現在是自由職業者),朱鏡波(臨清鎭大寺西街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醫),張紫綬(臨淸鎭鍋市街人,七十歲,過去是銀樓資本家,現在是中農),李漢邦(臨清鎭東關街人,八十六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城市貧民),張琴軒(臨淸鎭南場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城市貧民),李玉嶺(臨淸鎭吉士口街人,六十九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小攤販),劉季重(臨淸鎭人,六十二歲,貧民)。
   我們在舘陶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丁發訓(西二莊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士太(西二莊人,六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文蘭(西二莊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俊(西二莊人,七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子廷(西二莊人,七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保西(西二莊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汪憲章(楊二莊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汪景東(楊二莊人,四十九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汪毓芳(楊二莊人,三十九歲,中農),劉繼先(楊二莊人,七十二歲,貧農),徐蘭田(莊科人,八十三歲,中農),馬朝臣(莊科人,七十四歲,中農),張曉峯(薛店人,七十四歲,貧農),陳雨亭(薛店人,七十九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歲,中農),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歲,貧農),李協元(薛店人,七十四歲,中農),李四(薛店人,七十二歲,中農),夏連全(塔頭人,六十八歲,中農),王永成(塔頭人,八十八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以上堂邑縣五十人,臨清鎭十五人,舘陶縣二十人,共計八十五人,都是我們在二十幾天中分別地直接訪問過的。
   此外,我們還收集了臨淸、舘陶、聊城、冠縣等『縣志』、『山東通誌』、『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末記」和『興學創聞』等淸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册』,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餘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沒有找到清末的『堂邑縣志』、我們在堂邑、臨清、聊城、陶舘、冠縣等縣及北京、濟南兩處的圖書舘,都沒有找到這部書,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刋被火災損失了。
   現將我們所調查的材料和我們的意見,分別敍述如下:(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
   領袖宋景詩
   武訓的歌頌者曾經指摘人們『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錯誤』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歷史上的人物」;並且說,武訓受了『具體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的。經過人們指出武訓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正是太平天國和北方捻軍的農民大革命時代以後,某些歌頌武訓的人們還是不甚心悅誠服,理由是那些革命軍究竟不是起於武訓家鄉的,雖在武訓家鄉打過仗,總是外地人,其沒有引起武訓注意,還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的調查發現了武訓家鄉的革命軍。他們不是太平軍,也不是捻軍,而是和捻軍有聯系的武訓家鄉的地方性的農民革命軍。這種事實,使我們能够提供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一些『歷史上的人物』,作爲大家判斷的根據。有了這些事實,我們就不難答覆:究竟是誰『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批判武訓、蔑視武訓的人們呢,還是宣傳武訓、歌頌武訓的人們呢?
   我們所得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上的人物』是這樣的: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正當武訓打出『乞行興學」招牌(據從前的記載,武訓生於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訓開始打出這塊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豐九年,武訓二十一歲)一年以後,即當武訓二十二歲的時候,堂邑、館陶、臨淸、冠縣一帶廣大地區(見附圖)爆發了與捻軍有聯系的農民起義。就在武訓出生的堂邑縣柳林鎭武莊西南七里的小劉貫莊上,產生了一個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他領導的農民武裝叫黑旗軍。並且就在武莊一帶,黑旗軍曾與滿清政府大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大戰』過。(『臨淸縣志』第一册第十六頁)
   同時同地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向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投降,一個對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進行革命;一個被當時和以後的反動統治階級所一貫地加以培養、粉飾和歌頌,一個被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所誣衊、鎭壓和訓殺;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輕視和鄙惡,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擁護和敬愛。前一個就是武訓,後一個就是宋景詩。
   當時山東的堂邑、舘陶、臨清、冠縣一帶的農民,成千成萬地捲進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訓沒有,他不但脫離了這個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鎭壓農民的垂死的壓迫階級。宋景詩則投入了這個巨大的浪潮,並且成了當地農民羣衆的最有名的領袖,站在歷史時代的最前面。
   這些起義雖則以各種宗敎的名義出現,如白蓮敎、八卦敎、幅敎等,但其本質都是由於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深刻而爆發起來的農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剝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爲的因素所造成的災荒,使陷於痛苦深淵中的農民,勇敢地組織起來,向反動統治階級宣戰。在『臨淸縣志」(第一册第十四、五頁)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武訓所生活着的年代裏,那一帶地區曾連年不斷地發生災荒。武訓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蟲傷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風,二十八年是大水;咸豐七年是『飛蝗蔽天,禾稼都盡,大飢』,八年又是『大飢,人食麥苗,大疫』;光緒元年又是『大飢』,二年『大旱』,三年『大飢」,四年『大飢」。和這些並列的,是『粤匪』、『敎匪』、『捻匪」、『賊』………四處『蔓延』、『竄擾』、『聲言均粮』等記載。
   『冠縣縣志』上也這樣說:『咸豐十年冬,歲飢。鄉衆聚眾抗官鬧漕,土匪乘機蠢動,……揭竿響應,旗分五色,烏合萬餘人,暗結南捻,同舉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頁)
   那些旗號和農民領袖的姓名,據『舘陶縣志』(第八册第十三、四頁)所載為:黃旗張善繼、孫全仁;紅旗郜洛文、張宗孔;白旗程順書、石天雨;藍旗左臨明;花旗楊朋嶺;大綠旗楊泰、楊福齡;小綠旗雷鳳鳴、王振南;黑旗宋景詩。照反動統治階級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軍與太平軍相持於大江南北,河南、山東捻匪又起,繼以咸豐七年之兇荒,流民失所,……各縣頑民有習八卦敎者,乘機作亂,分張旗幟,以應方色。』(同上書同頁)
   先讓我們來看統治階級所寫的宋景詩的略傳:『宋景詩堂邑縣西北小李官莊(即現在小劉貫莊——筆者)人,常習拳棒,與舘陶縣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繫獄,……宋與死黨十八人刼獄,……揭竿而起,號黑旗隊。其衆日多,遂不可制。』(『臨清縣志』第一册第十六頁)
   再讓我們來看當地農民所說的起義眞相究竟是怎樣。在堂邑縣西北的蕭集,我們訪問了一個過去是貧農,現為新中農的七十一歲的蕭洪飛。他告訴我們他從自己叔父那兒聽來的關於宋景詩造反的緣由:宋是一個賣豆腐的,很窮,但學得一手好武藝。當時那一帶的田地,有大糧地和小糧地的區別。繳大糧的是好地,繳小糧的是沙碱地。大糧地每畝四百錢,小糧地每畝一百錢。滿清政府依據地主的請求,要增加小糧,減低大糧,但大遭農民反對。因爲大糧地多數是在地主手裏,小糧地的絕大部分却在貧農和中農手裏。增加小糧,對農民說來,無異要刮削他們身上最後一點肉。農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詩積極參加反抗,成了頭兒。但不久宋被關進冠縣牢裏。農民們說,宋景詩旣然爲大家坐牢,不能不救。於是集合了十八個人去刼獄。刼獄出來就正式造反。他們利用趕集,集合同黨。不多幾集,就約齊了八九百人,幹起來了。
   這時的武訓却在幹『豎鼎』和磕頭的玩藝兒,提倡所謂『行乞興學』。
   這個蕭集的老農民還講了宋景詩的農民隊伍和柳林鎭對立的原因。他說,柳林盡是『好戶』(地主),他們就是主張『減低大糧,增加小糧』的。柳林周圍五十二個村莊的地主遭到了農民的反抗以後,紛紛搬到擁有當時最頑强的地主武裝『民團』的柳林去,高築起圍子,防禦起義農民。
   那個『民團』的名稱叫『永淸團』,由柳林大地主『楊十爺』即楊鳴謙當團長。這個團,比起堂邑境內其他十四、五個團來,要頑强得多。『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幾句話可以顯示當時統治階級對那一帶的『民團』的不信任:『莘、堂、冠、舘,鄉團畏禍,與匪首鼠。………朝城民團,與匪分合,亦不可測。』而柳林團呢?却被稱為『良團』(『山東通志』)。在當時地主階級間,也流傳這樣的話:『柳林團能殺能戰,樊寨團英雄好漢,惠豐團半私半官,堠堌團熊種王八蛋,小囤團見面就散。』這說明了柳林和另一個村莊樊寨兩處的地主武裝是反動的核心;也說明了宋景詩他們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團」均非其敵,甚至還和他互通聲氣,供給糧草,『半私半官』。這是柳林七十九歲的郭繼武(新中農)、七十二歲的韓祝齡(中農)告訴我們的。
   堂邑縣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莊、小劉貫莊、柳林,在地圖上恰好鼎足而三,大體上成一個三角形,相距很近。武莊距柳林五里,武莊距小劉貫莊七里,柳林距小劉貫莊十里。東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楊鳴謙他們的堡壘,西南角的小劉貫莊是宋景詩他們的起義地點,北邊的武莊是武訓的家。宋景詩的起義從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起,連續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敗。這一年武訓是二十五歲,鬧了五年的『行乞興學』了。在這期間,這一帶,包括聊城、堂邑、冠縣、舘陶、莘縣、壽張、臨清等好幾個縣的農村,都捲入了激烈的階級鬥爭漩渦。一邊是農民武裝抗糧,攻城佔縣,『發獄火庫,毁武營、官廨』,『窮民運廒粟出城』,『從亂者如歸』(『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二);一邊是滿清專制王朝的軍隊和地主的『民團』,據守圍子和起義農民對抗。刀對刀,鎗對鎗,壁壘分明,水火不容。武訓在宋景詩起義那一年是二十二歲,他東望柳林,西望小劉貫莊,决定選擇了柳林的道路。爲了迎合當時地主、紳士和滿淸統治者舉辦『義學』的愚民政策起見,他以『行乞興學』爲招牌,投靠了地主階級和滿淸官僚,成了他們的馴順的奴才。
   對於宋景詩和武訓這兩個『歷史上的人物』,勞動人民的態度是十分淸楚的。他們對前者是欽佩的,懷念的;對後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他們稱黑旗爲『咱黑旗』,他們稱武訓爲『武豆沫』!
   和蕭洪飛一樣,蕭集的另外四個老人,七十歲的蕭振如,七十歲的蕭懷祥,七十歲的蕭泗漢,六十四歲的蕭桂樹(他們過去都是貧農,現在都是新中農),也都稱頌宋景詩的起義,他們眉飛色舞地談着這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們說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頭,不搶不砸』。
   在柳林東面的後路堂村,有一個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戶,後為地主,現為中農。他是武訓同時代的人物,他比武訓祇小十歲,在武訓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歲),在鬧黑旗時,他已十二歲,記事兒了,不湊巧,當我們訪問他時,他剛有病,精神不行。特別是關於武訓的事,他簡直沒有勁講。可是當我們一提到宋景詩的時候,他的興緻馬上來了。說了幾句之後,竟掙扎着從炕上坐了起來。他興奮地說:宋景詩是『窮兒,好拳脚。他堠堌不打,小囤不打,單打柳林』。『黑旗不搶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詩同村的貧農王立成(八十一歲)也向我們誇奬黑旗軍的紀律:『宋兵可有規矩。宋景詩有命令:不殺百姓,不搶百姓。不採花盜柳,不胡作非爲。有亂來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說,那時候老百姓對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詩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郭繼武和韓祝齡還記得黑旗有這樣幾句話:『攻克柳林團、吃飯不作難,先殺十團長,後殺步老先(也是一個地主,喬廟人——筆者)。』
   楊鳴謙行十,故號『十團長』。宋景詩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敗了他,把他殺死。
   關於楊鳴謙的死,現在躺倒在堂邑縣文廟裏,做了那兒一所學校校舍台階的『永淸團團長楊參軍廟碑』上有些記載:『三月二十四日在圩牆遙見宋逆帶領數十騎,似來諜狀。公即率丁一隊往追,不意伏賊突出,衆寡不敵,……奮力血戰,遂俱死。』
   今年七十歲的貧農潘耕申和七十八歲的中農潘耕歷,告訴我們,他們所住的王二砦,離小劉貫莊只二里地。當時,他們村上參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說,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壯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們的村和小劉貫莊,同被統治者稱爲『賊窩』。他們從同村的一個纔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來的嘴裏,時常聽到關於『黑旗反』的故事。那時,王德來已有十幾歲,因爲離小劉貫莊近,所以時常去玩。據他談,宋景詩『巧計殺楊十爺』的經過是這樣:宋景詩在柳林南門外遍插旗幟,叫喊殺敵,楊得知就去南門。但宋佈置了伏兵,利用壘起的土坯作掩護。楊一出來,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莊的七十歲的中農王維修,除了告訴我們,他曾經聽見老人們稱讚宋景詩怎樣『殺富濟貧』外,他還記得宋手下有幾個出名勇將。例如:起義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識,却當了宋的軍師的三疤拉眼;小個子,騎大馬的楊二馬韉,『他耍一把青龍偃月刀,蹬裏藏身,只見馬,不見人』;還有王百靈、王二秀、狼頭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將(楊二馬韉狼頭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見之於『山東通志』)。他說:『宋部下共兩千多人,有八百好漢,都騎馬。』
   民間傳說的這些農民勇將的力量,即使是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認。『冠縣縣志』說他們『精技擊,嫻刀法,有勇慣戰,皆百人敵』(第十卷第十三頁)。『山東通志』也說:『宋景詩所領黑旗,多相從習學槍棒之徒,人數旣多,略知陣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頁)
   滿淸統治者稱宋景詩爲『降匪』、『叛匪』,是由於宋曾一度有所謂受招撫的事。『冠縣縣志』載,咸豐十一年五月宋『乞降勝營』(第十卷第十三頁)。『臨淸縣志』中也提到,『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勝保擊宋景詩於衛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頁)。咸豐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則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詩』却『復叛』了,並且擴大了活動,『回擾冠、舘、堂邑等縣,進踞州城(指臨淸——筆者)車營街一帶』(同上書同頁)。這一仗,宋景詩從冠縣的焦莊一直打到臨淸,並且打進了州城,大敗淸兵,『自此宋聲勢愈熾」(同上書第十六頁)。『招撫』以後的情况,『冠縣縣志』也有記載,說宋景詩『不聽調遣』,『叛跡顯著』,『名為官軍,實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頁)。『舘陶縣志』則說他的起義規模更加擴大,『各旗聯絡,有數萬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頁)。為什麽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時勝(指勝保——筆者)營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顧,東撫譚(指山東巡撫譚廷襄——筆者)仍有慰撫勸令助剿之意。』很明顯,這時的統治者只能作一些無效的勸說。下面幾句更活畫出他們的窘相:『力不能制,優容姑息,祇得以不攻城刼獄為幸』(均見『冠縣縣志』第七卷第十五頁)。可是他們沒有如願,宋景詩還是『攻城刼獄』,並且越來越會打仗。這不但是農民至今還這樣傳說,並且也是統治階級所承認的。上面所提到的蕭集的五個老年人就說:『宋景詩回來以後,更會打仗了。』滿清統治階級的歷史家則無意中大大贊美了宋景詩的善戰,和大大諷刺了淸兵的怯弱:『遇官軍慣用橫截法。官軍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顧。副都統遮克敦布、營官謙禧,尤畏賊如虎。躡賊常在十里外,賊行亦行,賊止亦止。時人有「謙不打,遮不動」之謠。』(『舘陶縣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頁)
   另一個敗在宋手裏的淸將是提督恒齡,地點在冠縣淸水鎭,時間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詩殺死楊鳴謙之後三個月。王立成興奮地講述至今還流傳在他村子小劉貫莊農民中間的這一場勝利的戰鬥:『僧王(指僧格林沁——筆者)的前鋒恒大人(指恒齡——筆者)在小劉貫莊外二里地窰上紮營,用銅砲轟。那時候,宋景詩不在小劉貫莊,他在三十里外的轐頭村。小劉貫莊的人去報信。宋景詩說:「你們只顧在小劉貫莊喊殺放箭。」接着,宋景詩就去抄後路,從村後去包圍了淸兵,殺得恒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詩一個人能敵二十個,周圍的人哪敢回手,個個嚇迷了。』
   最後,僧格林沁和直隸總督劉長佑合軍攻宋景詩(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第二十九頁),宋景詩才敗於專制王朝的、以帝國主義武裝來裝備的、所謂『拐子洋鎗隊』。但在交手的初期,這個『親王』也還是吃了敗仗,而最後他所得到的『勝利』,也僅僅是『正史』上的所謂『宋景詩敗走』(『臨淸縣志』第一册第十五頁),和勞動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聽了當地老人們的談話之後,覺得『臨清縣志』上的幾句文章還算是記實的:『宋……爲患四年,以僧邸軍威之盛,僅乃勝之,卒未聞被殲。』(第一册第十六頁)
   那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的記憶力眞好。他記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歲的時候,那是不錯的;他也記得『僧王發兵』是在『八月裏』,那也是不錯的。『臨淸縣志』(同上頁)說:『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詩敗走。』
   路延林形容淸將的輕敵,很是生動:『到八月裏,僧王發兵,說「黑小子們不够墊馬蹄子」,立馬出征,可是頭一仗就打敗了。』
   讓我們用前面曾經介紹過的王立成的原話,來給那聰明善戰的農民革命領袖寫下他的最後一頁的戰績吧:『恒大人帶兵逃回柳林,禀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親帶五百紅孩兒,騎紅馬,穿紅袍,打洋鎗,來打宋景詩。宋吃不住洋鎗,退到了小劉貫莊。他一面在圍子上插旗,下戰表,三更造飯,四更對敵,準備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帶起東西走。僧王看見圍子上明燈亮燭,並且聽見一片敲鑼打鼓的聲音,却不見宋景詩的兵出來。僧王說:「黑小子爲什麽不出戰?」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見寨門大開,裏面一個人也沒有了!』
   我們所訪問的農民們談到了當時淸兵和柳林地主『民團』所進行的恐怖暴行,說是『大搶三日』,許多人被殺死,嚇死,割去耳朶。小劉貫莊婦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們搶走。和宋景詩同族的人,不是被殺,便是全家逃亡外省,從此改名換姓,子孫幾代都不敢回原籍。我們訪問過現住趙郞砦的宋克義(五十一歲,新中農),他是宋景詩堂兄弟的孫子。他說他的祖父到處躱藏,最後還是被柳林團搜出來了。柳林團說不能叫他好死,罰他馱極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親因是遺腹子,出世以後即改姓陳,才保留下來。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縣,改名換姓,就在那兒落了戶。
   王立成也很難受地談到宋景詩撤退後,小劉貫莊受地主的殘酷鎭壓和報復的情形。『宋景詩走了以後,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內,給洗了。全村八頃地入了官,給了柳林楊家。柳林楊家又租給別村的十一戶來小劉貫莊種地。柳林楊家把宋景詩家的祖墳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詩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詩的娘沾釘在東昌府城門上,五隻釘子,兩三天纔死。……』
   這時候,武訓却在鬧『行乞興學」,向人民的敵人磕頭!
   關於宋景詩的結局,統治者的說法不一。有的說他『投捻南奔』(『冠縣縣志』第十卷十五頁)。有的說他『投叛練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總兵劉永淸誘至州,醉而縛之,乃伏誅』(『臨清縣志』第一册第十六頁)。有的說他在『同治九年……假名徐連升,往來歸徐陳亳之間。……十年二月獲景詩』(『山東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頁)。
   至於農民羣衆的說法,那是另一種。他們對宋景詩,充分流露了他們的懷念之情。宋景詩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訴我們,這個爲農民愛戴的『宋丫頭』(農民們說,宋景詩平日說話不多,閒靜如女子,打起仗來却勇冠全軍。這個名稱疑是這樣說開的),最後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換姓,在桂花縣落戶,敎了一百個徒弟,活到八十歲。』
   武訓的歌頌者孫瑜曾在電影中揑造一個似是而非的革命農民周大,來和武訓相比,並硬說周大和武訓有友誼關係,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關係,而稱之為『一文一武』。但是從『具體的歷史』事實看,很明顯的,革命農民與反對革命的統治階級的奴才,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如果武訓的歌頌者一定要把武訓捧爲『一文』,那麽,那堪與匹配的『一武』,不是別人,正是與宋景詩為敵,幫助滿清統治者屠殺農民的柳林團團長楊鳴謙及其繼任者——他的親姪亦即武訓的恩主——楊樹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詩的小劉貫莊有功而被賞賜小劉貫莊八頃地的楊樹坊,正是提拔武訓,替武訓在柳林修第一所『義學』,被孫瑜、李士釗們捧爲『開明紳士』之一的那個人。武訓和宋景詩是勢不兩立的敵對者,武訓相楊鳴謙或楊樹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氣的血緣親屬。非常合理,武訓和楊鳴謙一同受到了滿淸王朝的褒奬,武訓被賜與『樂善好施』獎語,死後宣付國史舘立傳。楊鳴謙死後受封爲『鑾儀衛』,『建立專祠,春秋公祭』,他的後代也獲得『世襲雲騎尉』的封號。他們不愧爲替反動統治者服務,幫助滿清王朝,對革命人民執行所謂剿撫兼施政策的兩匹忠實的走狗!(本節完,全文未完)

知识出处

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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