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自己做過陶行知先生的信徒，聯帶地也被武訓的「苦行興學」迷惑過。當日寇投降後，我在德淸簡師有早頓沒夜餐的支撑着風雨飄搖的局面，聽到別人說我頗有「武訓精神」，還曾沾沾自喜呢。
   解放後經過學習，自己首先發現到過去的「苦行辦學」對於人民革命事業不但沒有絲毫幫助，相反的，正在做着反動派麻醉人民的工具。因此，對於武訓「苦行興學」的信仰也發生動搖。後來見到電影「武訓傳」的放映，跟許多文敎界對武訓的捧場，使我更解不開胸頭的疑惑——武訓的行爲究竟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
   自從文藝報的「不足爲訓的武訓」和人民日報關於武訓問題的社評發表後，我每天學習，才明白自己過去對「武訓精神」的陶醉以及後來雖對武訓的「苦行興學」懷疑而仍無法求得答案，這都由於政治水平太低，不能建立起正確觀點。
   通過自己「苦行辦學」的往事，對武訓的「苦行興學」覺得有如下的見解：
   一、與其說是「苦行」，不如說是「苦心」。因為武訓的忍吃十年苦，其動機並不比老太婆唸佛的祈求冥福，封建士子的十年牕下企圖一舉成名來得純潔或簡單，他是苦心地想利用了這苦肉計，來換取較高的地位和史大的造化。我們看到武訓每逢募捐時動輒以「坐八轎」爲口頭禪，這還不是一個孤立無援的人爲打開個人出路的一種策略呀？再看武訓在有錢放高利貸以後，他就不再「苦行」了。只是拉攏地主，結交官場，雖擁乞丐之名，已不做乞丐之事，這還不足以說明武訓在達到「苦行」目的後就暴露出剝削階級的原形了嗎？
   二、武訓的「興學」，實際上祗是辦了兩所招收中農以上子弟就學的義學，把自己過去「讓窮人也能够識字」的理想完全推翻，窮人依舊沒有書讀，祗讓有飯吃的人去讀書做官，繼續來替統治階級做奴才，繼續把窮人騎在胯腿底下。這種「學」又何必辦呢！現在頗有一些人認爲「興學」總是好事，讀四書五經的人中間也有魯迅和李大釗，這完全是一偏之見，試問「興學」如果總是好事，那麽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辦的宣傳美國生活方式製造美國奴才的學校都是善意了。如果說讀四書五經的人中間也有革命人才，首先，就應該看它的師資和敎學內容如何來决定，武訓所叩頭跪拜請來的師資，都是些坐八抬大轎的「儒□」，試問在這些人的敎育之下，也會造就革命人才嗎？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的看法，必須從它的本質的良窳，來决定取捨的標準，不能側重形式主義，或是斷章取義的來作爲論斷的根據。
   至於武訓的脫離勞動生產，走上「做了三年叫化子連皇帝也不願做」的懶散生活；媽媽死了，必須哥哥拿出錢來買他去做「孝子」；硬把銅錢挨借給別人，以便盤剝一年對合的重利；這種行為，在在可以說明武訓的冷酷、無賴、殘忍、無恥的二流子的本質。
   武訓的「苦行興學」，不過爲個人向上爬的一種技巧表現而已，這在過去的知識份子大都也會來此一手的，所以反被武訓蒙蔽的原因，只爲武訓的不識字。而統治階級的小事化大，竭力提倡，也正因武訓的作用對它有幫助，才故意設下一個陷穽，好讓大家去跳。
   ·先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