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同志：
   我家原是很苦，由於父母的辛勤耕作，直至抗日前夕，總算是個「小康」之家，但我爸只會種田，不會拉攏鄉下惡霸，因之，在抗戰時期，我家一共出了五次壯丁，每一次都得要一〇〇餘石穀子。一九四五年的夏天，那時我還只有十七歲，在學校裏唸書，人倒很高大，僞保長爲着又想進行敲榨，把我關進了鄕公所抵壯丁，我爸當然不捨得我去白送死，便在一百度左右的大烈日下奔走了三、四天，凑起了一筆錢，才算買我這個人回來。但兩個月後，我爸便這麽氣死了。
   我痛恨使我爸爸氣死的仇人，尤其是痛恨僞保長後面的拉綫人。但我更恨日本人，我妄想去從軍殺了日本鬼做了官回來給爸爸報仇，因之，我便這麽不自覺地走進了反動的軍營。
   此後，我走遍了好幾省，到處都是一樣，是一個腐朽、黑暗、殘忍的人吃人的世界，我的幻想被打破了，我開始對一切懷疑，但我不敢大胆正視現實，只好回到了學校繼續讀書。
   但學校也不例外，同樣是一團糟。當時我消極得眞想去做和尚，甚至想自殺。但我又錯誤地認識到「救世總有出羣才」，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由此，我便成一個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的厭世派人物，所謂：「名」呀、「利」呀，對我都不起興趣。
   大軍渡江前後，我參加了革命，但我却背上一大堆思想包袱走進了革命陣營，經三年來黨的領導和敎育，現在我才眞正體念到做人的意義，我的病也全給治好了。使我爸致死的敵人也全在羣衆面前倒下去了，這怎麽叫我不高興呢？因之，我下定决心：我別無所求，只求至少要作一個好好的革命的工作者，来報答黨的敎育。
   平湖稅務局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