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來是一個農業國，近代曾經是處在各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極端動盪的半殖民地，如前面所說，這是在東方成爲許多矛盾焦點的國度。這樣，就使得中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可能
  
  充分利用各種矛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各個擊敗人民的敵人。
   對於這個問題，在中國黨的歷史上發生過兩種錯誤的東西。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例如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主義，以及抗日戰爭初期有的同志所犯的右傾錯誤，他們主張無原
  
  則的統一戰綫，企圖使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毛澤東同志把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叫做「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一種是「左」傾機會主義，例如在十年內戰時期中三次發生的，否認任何統一戰
  
  綫，企圖使無產階級和雇農貧農處於孤立的地位。毛澤東同志把這種「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叫做「一切鬥爭，否認聯合」。
   顯然，否認中國革命有廣泛的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在一定條件下的必要性，這乃是很錯誤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間，斯大林就中國問題駁斥托洛茨基派的時候，指出列寗主義在解决殖民地和附屬國革命問題
  
  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必須嚴格區別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和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裏的革命。在前一類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和後一類國家裏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就是前一類的資產階級是別
  
  國人民的壓迫者，「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後一類的民族資產階級則「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註十九）
   這也就是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條件中，有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綫的可能性。
   當然，在這種統一戰綫中，必須不致模糊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面目，必須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無產階級必須在統一戰綫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這種原則也是列寧斯大林所已規定了的。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根據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過統一戰綫的經驗，發展了列寗斯大林這些觀點，並形成了一套關於中國革命統一戰綫的完整的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的政策，特別是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對於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政策，叫做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其所以需要又聯合又鬥爭，原因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
  
  。「左」傾關門主義看不見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從而否認聯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右傾機會主義也看不見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從而否認鬥爭的必要性。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策，就是對於「右」的和「
  
  左」的機會主義進行堅决的嚴肅的兩條戰綫的鬥爭。
   這兩種機會主義在各個時候的危險性是不一樣的。中國的革命史證明，當着對於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還沒有成爲事實的時候，「左」傾關門主義乃是黨的主要危險。例如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第二次
  
  國內革命戰爭的時期，「左」傾機會主義甚至否認了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把小資產階級的一些小黨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在野派都認爲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九三一年日
  
  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的事變曾引起了中國內部階級間政治關係的新變化，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看法依然沒有什麽變化6這個「左」傾錯誤在這樣的時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爲它阻礙了黨和廣大人民間的聯系
  
  ，並且阻礙了黨充分利用各種矛盾以利於革命的可能性。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成為事實之後，一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以陳紹禹同志爲代表，就轉而犯了右傾的錯誤。這個右傾錯誤在
  
  這樣的時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爲它阻礙了黨和統一戰綫中的反動力量及反動傾向的鬥爭，有使無產階級喪失獨立的危險。
   在抗日戰爭期間，統一戰綫甚至包括到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他們是和共產黨進行過十年殘酷戰爭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其所以有包括他們的必要，是因為他們當時擁有龐大的軍隊，
  
  而美帝國主義則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爭奪遠東霸權的矛盾。在形成這樣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綫之後，毛澤東同志根據階級的分析，指出了這種統一戰綫內部存在了左中右三個不同的集團，而提出了擴大與鞏固左翼
  
  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與轉變、孤立右翼集團的政策，也即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政策。但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却起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政策，抹殺了統一戰綫中有階級的區
  
  別，提出了「不分左中右」來和毛澤東同志的政策相對立，甚至抹殺了國共兩黨的階級區別，而把國共兩黨都認為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靑年的總匯」（見陳紹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的「挽救時
  
  局的關鍵」）。右傾的意見在實際上是保護了蔣介石國民黨的頑固勢力。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否認了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間所提出的「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而在實際上主張一切經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犯右傾錯誤的同志並在軍事上主張「統一指揮，統一編制
  
  ，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在實際上，這乃是要使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合併於國民黨軍隊，任令蔣介石去併吞，完全適合於蔣介石後來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的反革命要
  
  求。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眾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與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
  
  」（註二十）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時，曾經指出：『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在於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發地」，喪失了這種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
  
  。但主要的目的還在於另一方面，這就是爲了發展陣地，爲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註二十一）毛澤東同志在政治上和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提
  
  出的原則及由此所規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爲了引到一個總的大目標，即引到抗日戰爭的結局成爲人民勝利的結局。而這些原則和政策的問題對於是否能够達到這樣的結局，則是帶决定性的問題。
   但是，右傾的觀點及其政策，首先就是放棄了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因此，發展陣地也無從說起了。因此，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就不可免地引到一個完全和毛澤東同志相反的結論。例如，當時陳紹禹同志在
  
  「挽救時局的關鍵」的文章中曾經對於抗日的前途作過這樣的估計：『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是：如果國共兩黨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達到驅逐日寇出境的勝利，那麽，國民黨在實際上證明其為中國人民的民族生
  
  存而奮鬥的最大政黨，國民黨的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堅决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爲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時候，誰能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而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呢？』『由此可見，聽信「抗日勝利了是共
  
  產黨蘇維埃的天下」這種謠言的人，不但是對於中國的實際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戰鬥力量和光明前途無信心。這顯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這種意見就是說，抗日勝利了之後依然只能是最反
  
  動的蔣介石國民黨的天下，而不能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的天下。這種結論正是右傾分子當時一連串的右傾觀點及其錯誤政策在邏輯上所不可避免地引出的結論。這種結論恰恰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戰鬥力
  
  量和光明前途的非常有害的和可恥的結論，而中國人民的戰鬥生活早已推翻了這種可恥的結論。恰恰和右傾分子所說的話相反：蔣介石只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而永遠照耀中國人民前進的眞正不朽
  
  的民族英雄，乃是無數可歌可泣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的戰士們。由此可見，對於中國實際情形太隔膜的，完全不懂中國的實際情形的，不是別人，正是右傾分子自己。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以片面的消極的讓步去希望保持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團結。然而這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同志和右傾的同志相反，是以積極的鬥爭的政策爲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毛澤東同志說：
   「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註二二）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所發生的國內事變，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個眞理。我們黨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政策，在統一戰綫中堅决地以又聯合又鬥爭的革命兩面政策，去對付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又抗日□
  
  □反共的兩面政策，結果就放手發動了人民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穩定了動搖者，孤立了頑固□了蔣介石的幾次反共高潮，因此也就堅持了抗日戰爭，維持了抗日的統一戰線，直至最後。
   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我們在抗日時期中和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戰綫，乃是建立在人民的武裝力量的基礎之上。蔣介石是被迫來這樣做的。如果沒有人民的武裝力量，蔣介石絕不會和我們建立什麽統一戰
  
  綫。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蔣介石國民黨在被迫和我們建立統一戰綫之後，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裝，隨時隨地都企圖利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機會來進攻我們，隨時隨地都企圖消滅共產黨和人
  
  民的武裝力量。因此，我們也就只得依靠人民的武裝力量，去和蔣介石國民黨這種反革命的進攻作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毛澤東同志批判了右傾分子在兩個基本方面的錯誤，指出了這個抗日的聯合，主要的是
  
  武裝力量的聯合，但抗日統一戰綫中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當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向人民的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進行武裝進攻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任令蔣介石放肆下去，而必需進行正義、必要的、有理有
  
  利有節的武裝自衛鬥爭，而在事實上，當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舉行三次武裝進攻的反共高潮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幷沒有被這種义革命的進攻所屈服，而是相反，把它堅决地打退了，這就保衛了人民的武裝力
  
  量和抗日根據地，爭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抗日統一戰綫中，關於和國民黨頑固派鬥爭問題，除了右傾的觀點認爲「鬥爭會破裂統一戰綫」以外，還有一種「左」傾的觀點，認爲鬥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於中間勢力採取不正確的策略。毛
  
  澤東同志不但批評了右傾的觀點，同時也批評了「左」傾的觀點。正是因爲要防備當時可能發生的過「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則，即「有理」的條件，「有利」
  
  的條件，「有節」（鬥爭適可而止）的條件。毛澤東同志指出：「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幷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
  
  （註二三）
   這種在民族統一戰綫中對資產階級頑固派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正是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曾經說過的「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致性」（註二四）。這是毛澤東同志運用得非常成功的革命藝術，也即是馬
  
  克思列寧的革命藝術。在抗日戰爭當中，由於毛澤東同志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極大限度的孤立了頑固勢力，爭取了中間勢力，發展了進步勢力，幷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使共產黨和人民都有
  
  了充分的準備，因而在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都能够領導人民穩步地、毫無慌亂地在兩三年的時間內，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所發動的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戰爭，推翻了中國這個以蔣介石爲代
  
  表的最後的反革命王朝，成就了百年来中國人民所追求的勝利。
   在抗日戰爭期間，民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在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形成爲中間勢力。中國共產黨對於他們採取了爭取的政策。當時毛澤東同志說明了這
  
  樣的情况：
   『他們雖然同工人階級矛盾，不贊成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但他們在淪陷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國民黨統治下則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還要抗日，幷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抗日
  
  問題上，他們贊成團結抗戰，在爭取政治權利問題上，他們贊成憲政運動，幷企圖利用進步派與頑固派之間的矛盾達到其目的。這一階層，我們是必須爭取的。』（註二五）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種鬥爭形式的批評政策。這是和對於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形式有區別的批評的政策，因爲民族資產階級不是常權派。但這也是一種又聯合又鬥
  
  爭的政策。這個政策是要堅定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態度。
   在杭日戰爭結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受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壓迫，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被趕走之後又來了美帝國主義的壓迫，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壓迫
  
  也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樣，就存在了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問題依然是：對於它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的和鬥爭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