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敎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間，經過了極爲艱險、曲折和複雜的鬥爭道路，進行了英勇的勝利的抗日戰爭，最後配合盟國特別是蘇聯的對日作戰，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從這一偉大的愛國戰爭中，動員、組織與敎育了廣大人民，大大地增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為以後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强的基礎。
   偉大的抗日戰爭，對於中國人民是一個嚴重的歷史考驗。戰爭不僅鍛鍊了人民，鍛鍊了人民軍隊，並且也鍛鍊了中國共產黨。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與豐富了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關於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的經驗，在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在組織上更加壯大起來，成爲在全國人民中最有威信的卓越的領導者。中國人民根據切身的經驗，完全懂得：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一切。
   （一）
   抗日戰爭使中國革命中的敵、友、我的陣綫及其力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改組。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死敵。抗日戰爭的八年間，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日寇的屠殺與摧毁，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無恥的侵略，却得到了美英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鼓勵。美英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一方面企圖緩和對日矛盾，使日寇成爲進攻社會主義蘇聯的東方的前哨，另一方面則支使蔣介石反動政府加緊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以便達到通過蔣介石反動政府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當時帝國主義操縱的『國際聯盟』所派遣的『李頓調查團』，就是以要求『國際共管東北』代替日本獨佔，來結束它的調查報告的。美帝國主義除『勸中國政府採取妥協步調』外，並在錦州事變之後發表無恥聲明，宣稱『（一）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的權利；（二）不擬過問日本解决任何事件，惟此項事件，不得破壞美國權利』。美英帝國主義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爲奸的面目，是早已暴露無遺了。
   當時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軍事進攻，採取了可恥的不抵抗主義，並且宣佈『攘外必先安內』，又訓令他的軍隊說：『有言抗日者殺無赦』而集中力量繼續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紅軍進攻。
   但是，嚴重的民族危機，却使中國人民日益革命化了。不但中國工人和農民羣衆，日益覺悟起來，興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鬥爭，也不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積極投入了革命的隊伍，在各大城市中開展了學生羣眾的反日示威運動；而且在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內部也發生了新的動搖分裂和衝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鄕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和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有矛盾的地方統治勢力，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或參加、或同情、或採取中立。廣大的人民羣衆都從切身的經驗中，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失望，逐漸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政權和人民革命軍隊。
   （二）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綫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和勝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組織東北游擊隊，並且提出停止內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三個條件，希望與國民黨中願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但是蔣介石反動政府却以進攻紅軍和鎭壓抗日運動來回答了這個宣言。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主力人民紅軍，以十二個月的時間，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戰勝了蔣介石的長追，突破了歷史上軍事遠征的紀錄，勝利地到達了抗日前綫，與西北人民紅軍會合。這一卓絕的英雄業蹟，成爲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抗日戰爭，保存了鉄一般的中堅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擁護，並迅速成為以北平『一二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爲開始的普及於全國各大城市的人民愛國運動的綱領，還得到一部分國民黨軍官的贊同。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抗日，就使蔣介石所指揮的『剿共』前綫部隊——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和楊虎城所部西北軍，拒絕蔣介石的『剿共』亂命，而與人民紅軍聯歡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人民和士兵的支持下，逮捕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爆發，一方面說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銳化，另一方面也說明：蔣介石多年來的反動賣國政策，不僅遭到廣大人民的痛恨和唾棄，並使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發生了劇烈的分化。但是時局的危機，並未過去。當時國民黨中的反動派，正企圖以營救蔣介石爲藉口，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日寇則窺伺機會，乘虛而入。因而正確地解决『西安事變』，成爲扭轉危急局势和舉行抗日戰爭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採取了明確堅定的方針，力主和平解决，以結束蔣介石的『安內而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實現國內和平，爭取全面抗戰。我們批判與說服了一些人們的『左傾』冒險主義，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托洛斯基匪徒擴大內戰的陰謀，從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决，為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成就，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偉大的戰略預見。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中日矛盾的發展，改變了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的關係。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殖民地化與獨佔中國的侵略政策，使其他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擴大了裂口，把這些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在國內，資產階級也因爲日本的侵略使他們發生了生死存亡問題，因此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不能不改變其政治態度。雖然國內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但民族矛盾逼使它降到次要的與服從的地位了。
   （三）
   但是，國內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仍然是貫串於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的。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不願意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不願意進行澈底的政治改革，不願意淸除國民黨及其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勢力，這樣就使得當時的抗日戰爭，潛伏着失敗和中途妥協的危機。爲了克服這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堅决地領導中國人民和人民的武裝力量，站在鬥爭的最前綫，使自己成爲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並用極大的力量，放手發動抗日的羣眾運動，組織千百萬人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爭取民主權利，使抗日戰爭不僅具備鮮明的民族的性質，並且具備深刻的人民的性質。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指出爭取民主的重要性。他說：『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爲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爲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民主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發生之後不久，毛澤東同志即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的文章，明確地指出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前途，批判國民黨不要人民起來的錯誤措施及其危險前途，要求將抗日戰爭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並且緊緊接着宣佈了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動員全國人民爲實現這一政治綱領，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奮鬥。（十大綱領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抗日的外交政策，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敎育政策，肅淸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抗日的民族團結。）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恪守這一政治綱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根據這個綱領，一到達抗日的前綫，就和廣大人民緊緊相結合，以連續不斷的勝利戰鬥，打擊日寇，並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眾，開闢和創建了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爲堅持抗戰的重心。在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兩條路綫下，形成了抗日戰爭中兩個逈然不同的戰場，即國民黨區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針對着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願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並將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僞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此時起，國民黨政府更明顯地開始了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對外逐漸轉移到對內。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進步組織，打入地下，並剝奪了抗戰初期所給予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監獄和集中營裏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靑年和民主人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有名的『解散』新四軍及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餘人的事變，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內他們對於抗日戰爭已公開採取了消極政策，保存軍事實力，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解放區，並以國民黨的精銳胡宗南部隊包圍、封鎖與進攻中國共產黨抗戰後方的陝甘寧解放區。國民黨的政府除指令其軍隊不斷向解放區軍隊進攻外，並有組織地指派其軍隊投降日本侵略者，以配合日本侵略者進攻解放區。此外，國民黨政府同日本侵略者之間，談判妥協投降的祕密信使往來，是從沒有間斷過的。這就使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解放區不能不肩負起抗戰反投降的全部重任。
   （四）
   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人民，是怎樣堅持對日抗戰和反對投降的鬥爭呢？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游擊隊，在北起內蒙古，南至海南鳥，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進行着積極的廣泛的對敵武裝鬥爭。經常抗擊着敵軍半數以上（多至百分之六十四）和幾乎全部的僞軍，像利刃一樣，插進敵人的心臟，成爲對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脅。但是解放區軍民的對敵鬥爭也是在極爲嚴重和殘酷的環境中進行的。佔領武漢以後，日本侵略者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就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侵略刀鋒，主要地指向解放區戰場，進行殘酷的『掃蕩』。每次掃蕩經常是十萬人左右的兵力。其『掃蕩』辦法是所謂『鉄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敵人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在僞滿邊境及山西五台等地區更製造了長數百公里、寬數十公里的『無人區』，企圖消滅人民軍隊的生存條件。並對我解放區進行分割、封鎖、蠶食。僅華北解放區一九四四年的統計，在面積八十三萬平方公里，八千三百餘萬人口的地區上，敵人除鉄路公路外，還修築了一萬多個據點、三萬多個碉堡、一萬多公里的封鎖溝、六百多公里的封鎖牆。在殘酷的鬥爭中再加上災荒，解放區軍民有時不能不以樹葉草根充飢。
   但是日本侵略者所有這一切毒辣陰謀都失敗了。中國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强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進攻之下，依然屹立，並一天一天地發展，縮小了敵佔區，擴大了解放區，壯大了人民軍隊和人民武裝力量，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一九四五年，解放區人口達九千五百五十萬，人民軍隊發展到九十一萬，民兵發展到二百二十萬。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對敵戰鬥大小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僞軍九十六萬名，俘虜敵僞軍二十八萬名，敵僞軍投誠和反正者十萬名，敵偽軍共損失一百三十六萬餘名。
   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爲什麽能取得這樣的勝利呢？這是因爲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人民戰爭的正確方針和戰略指導原則，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種政策。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連續發表了兩個輝煌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在前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戰爭經驗（這在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六年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精闢的總結），和抗日戰爭的新形勢，把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爭，由戰術範疇提高到戰略的範疇，並具體規定了游擊戰爭的戰略指導原則。毛澤東同志指出：『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况下發生的：中國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而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强的國家所攻擊，但這大而弱的國家却處於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裏發生了。在這樣的情况下，敵人佔地甚廣的現象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佔地甚廣，但它是個小國，兵力不足，留了許多空虛的地方，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的不是在內綫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綫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它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從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等等一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的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爲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是與時代進步到廿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事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毛澤東同志並反覆說明『主動地、靈沽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决戰，內綫作戰中的外綫作戰，這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最中心的問題』。毛澤東同志預見地指出，假如敵人對於頗爲新鮮的游擊戰爭缺乏估計，『它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後來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個英明預見。在後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針對着國內一些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從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明確地提出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指出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即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階段。他指出取得勝利的條件是中國人民大聯合（這是主要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綫和日本國內人民及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他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嚴正地指斥了國民黨內部的妥協與腐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歷史也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這些論斷的正確。
   依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全國各個解放區，在政治上實行了民主改革和民生改革，實現了全國總動員和鞏固的民族團結，造成了人民戰爭的眞正基礎。解放區普遍地經過民主選舉，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三三制政權』——地方的人民民主政府，因此鞏固了各階級的團結。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和保證交租交息的政策，因而大大地發揚了農民參加抗日戰爭和生產的積極性，並保證了農民與地主之間在抗日戰爭中可靠的團結。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生產和節約政策，組織了農民的勞動互助（變工隊、換工班等），軍隊參加生產並幫助農民生產；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負担；實行節約互助以救濟災荒，因而能够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戰勝敵災和天災所造成的嚴重困難，支持了長期的戰爭。解放區的軍隊與人民普遍地實行了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政策，因而鞏固了軍隊與人民間的團結，並提高了軍隊的鬥志。解放區實行了動搖敵軍和瓦解與爭取僞軍的政策，向他們開展全面的政治攻勢，因而大大地動搖了敵軍的士氣，並爭取了大批僞軍的投誠與反正。而最中心的，是依靠農民的問題。殘酷的抗日戰爭，沒有廣大的農民的支持，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再一次地證明了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愈澈底，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亦將越强大越有力量』。這也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就是農民鬥爭』。
   在軍事上，全國各個解放區堅持以主力部隊、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民兵和人民自衛隊）的相互配合，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實現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方針。這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動員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這就是人民軍隊在解放區戰場所實行的戰略戰術的出發點，由此創造了抗日的人民戰爭的全套戰略戰術。人民軍隊由於獲得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配合，得以靈活地進行內綫和外綫作戰，力爭戰役和戰術指揮的主動權，不斷粉碎敵人之『掃蕩』、『蠶食』，殲敵致勝。人民軍隊由於指揮統一，各個根據地得以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因而能够抓住敵人兵力不足的弱點，粉碎敵人對某一地區的合圍『掃蕩』。人民軍隊，由於重視開闢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能够積極地宣傳羣衆、組織羣眾、武裝羣衆，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縮小敵佔區。人民軍隊常常派遣武裝工作隊深入敵佔區活動，以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人民軍隊，由於重視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建立和發展的工作，能够積極地幫助其敎育訓練並給以必要的幹部和武器，因而能够獲得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的密切配合，增強對敵困擾打擊的力量。同時久經戰爭鍛鍊的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又成爲人民軍隊兵員的來源，保證了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解放區的地雷戰、聯村作戰、破襲敵人交通，圍困敵人碉堡，以及平原地區的地道戰等，都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羣衆運動，使敵寸步難行，在軍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和威脅。
   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另一方面的鬥爭。這就是爲反對國民黨投降、分裂、倒退逆流而進行的堅决鬥爭。這一鬥爭是非常必要的，因爲如果在存在着國內戰爭的情况下，要同強大的敵人日本侵略者作戰，是不可想像、至少是極端不利的。為了擊敗强大的敵人，我們必須聯合一切抗日的力量。但是當時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這個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固的、不可靠的，因而對於國民黨必須是旣有合作，又有鬥爭。鬥爭的目的，是爲了利於合作，使階級鬥爭服從於民族鬥爭，利於長期的民族革命戰爭。因而鬥爭必須是講求策略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必須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鬥爭的主要方法，就是放手發動羣眾，組織廣大羣衆，發展壯大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並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權，使人民羣衆根據自己親身的政治經驗，去認識國民黨當局的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這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保持黨的領導權，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發動之後，就一直堅持着同國民黨的投降、分裂、倒退逆流作鬥爭，並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適時地明確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以之動員人民，有力地打退了國民黨在此後一個時期所發動的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抗日戰爭中的內戰投降危機。而蔣介石、國民黨由於它自己的倒行逆施，更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動面目，在政治上大爲孤立了。
   解放區戰場的勝利，終於有力地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妥協投降陰謀，爭取了全國抗日的勝利。
   （五）
   當然，對於中國人民命運悠關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和蘇聯的援助分不開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國際上主持正義，唯一斥責日本爲侵略者的只有蘇聯。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正是美、英帝國主義大量運售戰略物資給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並驅逼國民黨政府對日議和，製造東方慕尼黑的時候。蘇聯不僅寄予中國抗戰以無限深厚的同情，且給中國人民以各方面的實際支援。蘇聯人民的『志願航空隊』，幫助了中國對日作戰。多少英雄的蘇聯兒女，把鮮血灑在中國的長空。在中國八年抗戰中，蘇聯的强大軍隊始終堅守遠東邊境，牽制了日寇號稱『皇軍之花」的一百萬關東軍，這就大大的減輕中國抗戰的負担。一九四五年蘇聯擊敗德寇，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决定勝利之後，爲了使中國迅速解放，立即對日宣戰，全殲日本關東軍，迫使日寇投降，幫助中國早日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在謀求民族獨立解放的長期艱苦鬥爭中深刻地知道：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中國革命沒有社會主義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勝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說『十月革命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人民成百年的沉睡，把他們捲入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並且說：『在中國近旁，有蘇聯生存着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促進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及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一百餘年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只有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只有在十月革命給中國革命作了榜樣，指出了中國人民謀求獨立解放的正確道路，使它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以後，中國革命才得到發展和勝利。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時，只有這時，中國人民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三十餘年來，蘇聯與世界無產階級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給中國人民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鼓舞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成為中國革命勝利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對於自己這種忠誠無私的偉大國際主義友誼。
   同時，經過八年殘酷的抗日鬥爭，從苦難中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更永遠不能忘記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下的血海深仇，絕不能容忍日本侵略勢力的再起。當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在遠東遭受了連續的失敗之後，它們就一次又一次地撕毀了他們過去所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和波斯頓公告，並正陰謀進行對日單獨媾和，重新武裝日本，企圖以日本爲基地，以日本人民爲砲灰，進一步擴大侵略亞洲的罪惡戰爭。但是美帝國主義這一陰謀，必將在中國、亞洲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致反對之下，遭受可恥的失敗。
   中國人民是偉大而不可戰勝的，它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經過四年國內解放戰爭，已經在中國大陸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並在將近兩年和平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由於中國人民的勝利並與蘇聯結成鞏固的同盟，進一步地改變了世界和平民主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力量的對比。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已經變得無比强大了。這個力量足以捍衛世界和平，足以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深信任何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都一定要在這個力量面前被打得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