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好處是說不盡的！爲簡單一點，我只說我自己得到的好處吧。
   自抗日戰爭起，我就成了個職業的文藝工作者。可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我沒法寫出我的心腹話來。國民黨的官僚與特務不許我、或任何寫家，寫出眞情實話。這樣，寫作就由愉快變成痛苦：寫眞話吧，便有下獄殺身的危險；寫官兒與特務愛聽的話吧，就又失了氣節與人格。乾脆不寫一個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維持，特務就會去報告：「他已停筆，想是要武裝暴動！」一個作家不是應當得到些尊敬麽？我却變成個小偸兒似的，隨時隨地要留神，好不敎特務抓了去！
   那時節，「閉門家中坐」都有「禍從天上來」的可能，更不要說社會活動了。參加一個小小的文藝座談會，就許招出大大的麻煩；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務也許不抓作家，而抓去旁聽來的靑年們！到學校去講演也是危險的事，我有一次到一個大學校去講話，就看到幾支手槍在台下發着光。作家，在那時節，即使不入獄，也是變象的囚犯，連在哪兒喝茶、吃飯、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給作報告。當我住在北碚的時候，忽然由重慶來了兩位文藝界的好朋友。沒有錢買別的，我只蒸了一屜包子招待他們。好傢伙，第三天，連「最高國防會議」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們已準備好了五百架機關槍，將要大暴動！那是什麽世界呢！
   現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這新的首都裏，我得到了一個文藝工作者應得的尊敬與重視。共產黨使我又恢復了作家的尊嚴。政府照顧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顧到我的心靈。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種糢糊的自由主義：表面上好的便說好，表面上壞的就說壞，不加深究；不好不壞的（也許就是最壞的）就馬虎下去。我沒有最堅定的立場，因而也就不懂得什麽叫作鬥爭。對什麽事，我都願意和平了結——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眞理不放。我雖不是黨員，可是共產黨敎育了我。現在，我有了充分的機會去參加各種集會與活動，去聽去看，並發表意見。在這各種集會與活動裏，我慢慢的明白了什麽是新民主主義，也明白了眞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淚爭取來的。明白了這些，消極的，我在文藝寫作上不再纖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寫文章當作筆墨游戲；積極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進文字裏去，希望別人也明白起來；而且要把我的這點思想放到通俗的語言、形式中，擴大影響。共產黨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藝裏的重要性，和文藝是爲誰服務的。以前，我寫作，是要等着虛無飄渺的靈感的。現在，我高興的「趕任務」。任務就是靈感，任務也是責任。我明白了，文藝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間去的，不再是給自己與幾位知音去欣賞的文字把戲。這麽一來，我也更重視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這把刀現在是被共產黨的鼓勵給磨出刃兒來。
   黨的思想敎育也敎我懂得了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在學習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有時候，我想不通；有時候，想通了而不肯那麽寫出來，怕別人笑我，說我鼓着腮梆充胖子。沒想通的，寫出來，自然要受批評。一受批評，我就覺得丟了臉，心中老大不高興。想通了而不肯寫出來呢，又使我難受，覺得自己沒有勇氣，沒有自信心，現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才是使人堅定與堅强的利器。只有接受批評，才能有進步。只有能自我批評，才能堂堂正正的作個知過必改、力求進取的人。是的，共產黨使我堅强起來，不再作無聊的自傲、自卑、與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請敎，想通了的就熱情的寫出來；寫的不對就認錯兒，而且要追尋到錯誤的根源。這難道不是個好態度麽，不是爽爽朗朗的態度麽？我要抱定這態度去作人，去作文藝；我相信，我已模到門兒；這門兒是共產黨給我打開的。
   上邊的話都是我的心腹話。爲什麽在現在才說出來？因爲過幾天是黨的三十歲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話來向黨和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致敬，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