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的封建地主把武訓的『行乞興學，三十年如一日』的『武訓精神』，說成是『歷史上的奇跡』。滿淸山東巡撫張曜認爲『這是國家的瑞祥」。原因自然很簡單，是武訓樁他們辦了一件好事，因爲在全
  
  國農民要起來反抗地主時，武訓出來打上『義學』的招牌，叫窮孩子讀『聖賢書』，他一個『好』百姓，不要去『造反』。這樣一件好事，官僚地主能不讚助嗎？於是，武訓先以磕頭作揖找地主替他放高利貸
  
  ，和統治階級搭上了關係，就直接得到他們的『捐助』。從歷史的材料看，武訓的義學不是由『行乞』得來的錢而是剝削了農民的血汗錢。
   在武訓辦義學時的社會情况是怎樣呢？那時候『正是米價極昂貴的時候，再加上高利貸的巨額利息，到秋收歸還，總是一石米加上利息變成兩石米。在這樣殘酷剝削下面，農民們除了起來革命或等死而外
  
  ，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太平天國史書第七頁）但是土生土長的武訓，看不見農民這樣深重的苦難，而他所看到的却是『高利貸的巨額利息』。在他母親死後，他就把分得三畝地『賣京錢一百二十吊，並舊
  
  有的一百多吊，扛着去懇求舘陶縣婁家塔頭村武進土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他存放生息。』（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就這樣，『以所得錢寄富家，權作母，積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見淸史稿傳
  
  記）在一八八六年時，武訓每年收地租『就要收三百六十八吊京錢」（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武訓就是趕着窮人活不下去的年頭，依靠了地主，用高利貸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他不識字，對銀錢來往却分
  
  文忘不了。『其外表似瘋似癲，而債務者之姓名、住址、年月日、過付人，應口而答，如按簿記，毫厘不爽，雖精於書算者不及也』（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在他死後查他的賬，發現『他自己經手放出的債
  
  戶就多至百數十家。總數達幾千緍。』（馮玉祥：武訓先生生平）一目了然，武訓辦義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之一，就是靠放高利貸剝削農民。在他『三十年如一日」的行乞中討了多少錢嗎？一說是共只討了六吊
  
  錢，一說是討了九十吊錢。不管少至六吊也罷或多至九十吊也罷，如果單靠這一點錢，只够蓋個廁所，是辦不起幾所『義學」的。
   除了放高貸而外，辦義學的第二個主要經費來源，是滿淸官吏和地主的『捐助』。爲什麽他們這樣『樂善好施」呢？很明顯的，因爲武訓辦義學是替他們在多訓練一批忠實的奴才，是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
  
  的。從滿淸起經過北洋軍閥時代一直到蔣介石的小朝庭，都把武訓捧得和他們的孔聖人一樣高，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從以下的材料中我們看出當時地主階級對武訓的『捐助』。
   武訓放了三十年高利貸之後，在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三年武訓五十歲）開始在柳林鎮東門外修建第一所『義學』。當時『總共用錢四千三百七十八吊，這建築費除先生自己積有的二千八百餘吊外，下欠之
  
  款全部由當地的紳耆捐助彌補。』（見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接着滿淸山東巡撫張曜又把他找去，『贈他黃布鈐印的緣簿一本，和白銀二百兩。』（見張默生：武訓傳）二百兩銀子事小，這個緣簿作用可大
  
  。拿着蓋了巡撫大印的黃布緣簿，比一張活期支票還兌現。逢州過府，沒有人不敢不捐錢的。武訓拿到這個緣簿以後，『鄰近士夫，莫不傾囊相助。』（見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這些從官僚地主手上拿來的
  
  錢，那一點不是民脂民膏，那一點沒有染透了農民的血和淚呢？！武訓放了三十年的高利貸，辦一所義學還不够，（照算尙差一千五百餘吊。）如果不是地主階級的支持，他能辦得起來嗎？這些材料無可置辯
  
  說明了武訓興學並不是行乞得來的錢，地主階級口中的『歷史奇跡』，是完全戳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