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原名武七。『訓』即詩書『四方其訓之』，『是訓是行』，『古訓是則』之『訓」。前二句『訓』字作順從解，後一句『訓」字作法式解，合而言之略當典型示範的，奴順之義。培養武七典型的贈名者，是山東臨淸州尹莊鴻烈，武七就以『武訓』順奴，名顯垂敎於中國了。他生於淸道光十八年，卒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三八——
   一八九六年）。這位『千古奇丐』的『奇』行『怪』跡，活動了近半個世紀，停下了俘虜人心的歷史實踐，至今半個世紀之後還有其社會力量。
   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掌握了羣衆，就會變爲物質的力量，批判的武器就變為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這樣說，毒素思想，如果影響了羣衆，亦會發生麻醉作用，麻醉的武器就會變爲武器的麻醉。
   武『訓』，因了地主豪紳（淸史稿列傳中所謂他依靠的『富家』，如楊樹芳等）的幫助與達官大吏（如革命農民的死敵巡撫張曜、袁樹勛）的獎掖並奏聞，經西太后褒獎，以至生前死後，得賜黃馬褂，『旌善樂施』褒狀，得享考義祠，吃冷豬肉，並宣付國史舘立傳，種種求榮以得榮的『榮』典，（武善士訓墓誌銘）。此後，北洋軍閥以至蔣介石孔祥熙都在借順奴以垂『訓』人民，吹爲山東多聖人，孔聖人武聖人，古今一也。中國知識分子，前有改良主義者梁啓超以及陶行知的誇大宣傳，今日又有武訓傳。武訓畫傳、武訓故事（商務版，與朱德故事、高爾基故事、魯迅故事並列）的顛倒渲染，沒有批判地總結歷史人物，反而被封建傳統的思想毒素所俘虜，沒有把武器的麻醉指破，反而宣揚麻醉的武器！
   毛主席說，『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眞的研究中國歷史，………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又說，『淸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决不能作無批判的兼收並蓄。』我們讀了毛主席的話，對照一下今天處理武訓這一人物的作品思想，眞是不寒而慄的了！
   通過武『訓』這一人物的討論，提昇到馬列主義的思想性與原則性，實在是必要的。這樣做，對於中國思想界的混亂是一個淸醒藥劑，而亦對於理論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實際敎育。『從孔子到孫中山必須得到科學的總結』，我們固然正在學習做總結之中，而千百萬歷史人物的總結，實有不少如武『訓』人物處理的錯誤觀點（如王莽、王安石等人），因而不把問題提昇到原則性思想性方面，則解答了武『訓』，却又有其他的人物在煩惱着我們。我認爲武『訓』這一人物的歷史，並不太曲折，比武『訓』歷史的曲折性更多者大有人在，更須我們『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眞的研究』，在『一定東西的環境中以及在其發展中加以具體的分析』（列寧語），『學習運用過去歷史傳統門爭的條件，濾過自己的思考，予以加工。』（列寧語）。
   一、武『訓』的歷史並不太曲折，但亦有他的表面上能以迷惑人們的相對完整性。他是貧農出身，階級關係上給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做的是興學的『好事』，一般的道德律上給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實踐他的主張帶了一種『苦行』甚至假象上的所謂『利他』精神，給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實現他的主義始終一貫，得到所謂『有志者事竟成』的『榮』典，亦給人以直感的迷惘。他的這四種人格表現，綜合成爲一完整的封建『善土』的訓條，是沒有疑問的。但爲什麽又會在今天我們的思想界亦感性地接受了他的傳統影響了呢？原因有幾方面，首先我們應知道的是，處理武訓其人的作者，脫離了歷史唯物論的歷史的具體分析，而在道德一般方面作超時代超階級的認識去了。
   如果今日的南美黑人中，出了一個『奇丐』，親受過白種人與黑種人不能通婚的美國法律限制，他不去和黑人歌王羅伯遜一道作政治鬥爭，而奇怪其行，標出一種優生學的主張，不惜卑躬屈節，用種種下賤手段，賺錢去設立改善黑人種族而爲白人種族的研究所，得到美國資本家的援助，並受到杜魯門的獎勵，居然開設了黑人優生學改良研究所。有志者事竟成了，而成功的是誰呢，大家一定會說還是白種人統治者的勝利吧！這位黑種人苦行善士的主觀是在換頭骨，人們會駡他是精神分裂病狂的。同樣我們的武『訓』，亦想在那裏脫胎換骨，不同的是階級的換骨，而非人種的換骨。他不滿貧農的下品，而去作『惟有讀書高』的坐八抬轎的階級爬行運動，這是不是階級叛徒，是不是一種精神分裂病狂呢？
   或者有人還以爲他的糊塗思想是可以原諒的，而也的有限度的苦行道德是不能抹殺的。問題在這裏就進入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性上來了。我們不是在一般地分析道德律，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以及其歷史發展中，具體地分析這一種苦行思想的歷史實踐，刻上了何種階級烙印？產生了何種現實價值？不作這樣歷史實踐的檢驗，就會離開馬列主義的原則性，而成為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思辯。
   武『訓』經歷的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時代，是近代中國農民獨立地走上歷史舞台的時代（即尙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他們祗會拆散，不會設計，對於舊社會的矛盾的現實，暴露而為悲劇性的眞實的矛盾，使之導入於悲劇的滅亡過程，並加劇其悲劇性的問題，而社會的光明圖景則不能有所製作，即使主觀上製作出來，亦僅於是不怕將來並信仰將來的烏托邦，這一歷史意義，和列寧論俄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特點是相近似的。從太平天國，捻黨以至義和團，都在揭竿而起，拆散舊的，反滿、反封建名敎，滅洋，在武『訓』說來是『殺人，行麽？』但割斷這一近代初期的農民運動史的優良傳統，則昨天和今天就沒有實踐論所云的『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一中國農民的歷史的道德品質，如列寧說：
   『這個階級（農民）具有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槪的，這個階級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是不怕將來而是信仰將來的，並爲將來而拚命鬥爭的。這個階級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他的腐朽和妨礙生活的廢物，而不打算去維持自己的特權，來圖謀保持和恢復過去的東西。……這是說東方完全跑上西方的道路，從今以後，幾萬萬新起的民眾將參加鬥爭，以期達到西方所達到的理想。』
   列寧特別重視了中國農民善於伸訴、善於抗議的拆散舊東西的精神，而同時重視了『農民的自動性、堅决性與勇敢性』是新中國創造的支柱。依此，評量武『訓』的尺度，就不是個人的、一般的，而是歷史的、具體的。
   當中國農民這樣地參加了歷史的鬥爭，創造出表面上沒有成功而實際上具有光輝燦爛的歷史功勳，在前期近代中國的悲劇矛盾中，導演出慷慨悲壯的矛盾悲劇。沒有前行者的悲劇鬥爭，不可想像我們武裝農民的經驗。就正是這個拆散時代，曾國藩以至梁啓超、胡適都以爲中國農民踐踏了斯文名敎，『吾儒與斯文淪胥以亡』，甚至漢學的衰微亦歸咎於農民的『叛亂』，文明掃地無餘了。我們的武『訓』呢？恰恰相反，不作歷史的拆散，而作歷史的彌縫，跳出悲劇矛盾之外，而參加統治階級的喜劇排演，不敢抗議伸訴，而作屈辱的廢物，不去與太平軍捻黨一道表現自動性、堅决性與勇敢性，而『苦行』孤立地去設計那些使富人安寧而貧人安分（他說不學就窮，窮人多就使有錢的不安，使窮的也不知死活了）的社會樂圖，不仇恨過去，向上做歷史運動的無名英雄，而背叛階級，向下做墮落的有名聖賢，尤其在廟堂之上大感束手無策，挽救不了封建危亡之時代，他以貧農身份現身說法，表演着一個順奴典型，被統治階級利用着分化農民的戰線。他登上了廟堂與賢祠，充作了一個維持封建喜劇中的圓場面的丑角。他和當時的農民背叛者標客（如小說中的黃天霸人物）的演出，都在搖搖欲墜沒落崩潰的封建統治中扮着喜劇維持人物，但表裏不同，角色有異而已。
   『斯文掃地』是統治者對於太平天國的誣衊宣傳，而我們的武『訓』所順服者，則恰當其時，是在聖人出生之地，以義學形式，維持斯文喜劇於不墜，以苦行其志，實質上設計地主豪紳子弟的出人頭地。如果說他有馴服的頑强性，這階級性是明顯的，和當時農民拆散時代的歷史的具體的高尚英勇品質，勢不兩立，針鋒相對。農民的品質是暴動拆散，他的品質則是順服馴從。
   撕破道德一般的觀點方法巴，露現出來的就是武『訓』的歷史反動的道德規律——武『訓』有目的的思想與實踐，自覺的多過於不自覺的，完整性多過於錯亂性；在農民大隊伍提出階級問題並加劇這一矛盾的問題時，他獨行其是地要把時代棘手難以解答的這一問題，化凶爲吉，化悲爲喜，解消社會矛盾於『興學』，掩蓋階級仇恨於『識字』。然而，武『訓』並沒有因了被統治階級所靑睞，拉退了中國的歷史，反是中國農民大隊伍鬥爭的自覺性、積極性與勇敢性推進了歷史，在歷史車輪下把武『訓』輾碎。他也的確因了順馴，紅得發紫過的，後來在解放戰爭前期出現了的貧農女子四川楊妹不食而生，爲人民反饑餓時期的蔣介石統治者所注意，可惜西洋鏡沒有武『訓』的完整，未能承繼武『訓』，也再來不及得到聖女的褒揚了！
   二、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武『訓』的活動有相對的完整性，這一完整性交織在表面的現象之中，產生了傳統的觀點下的『奇蹟』，構成拜物敎性的神祕人格。由這裏，令我們想到馬克思的貨幣分析，怎樣地揭開神祕傳習的迷霧，一步一步地掘發出貨幣現象背後的本質；也令我們想到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分析，透過理論的照妖鏡，怎樣把複雜多面的人物予以現實的批判。武『訓』所訓者，並不複雜，然他了解中國傳統的多樣形式的凑合，很有機心地運用了這些奇異形式，就掩蓋住他的反動本質。因此，我們不能不在原則性方面提昇到歷史人物的背後本質的分析以及評判時應具有的健康性、人民性與積極性（亦云正號性）的標準。
   我們以爲分析武『訓』，對於他受了地主階級的欺騙凌辱，一病之後夢中有靈，大悟換骨頭的方案，究竟患了什麽症候，來診斷他的精神缺點，倒不重要。最主要的還在於看他的言行是如何地反乎農民大眾的健康性的繁重鬥爭，而輕巧地排演出歷史變態性的哈哈丑角，對於農民最嚴肅莊重的鬥爭運動場面，不遲不早地澆以鬆快而滑稽的冷水。他的一切行動中不合人性的表演，如馬騾糞毒虫，如扮作馴服的牛馬，以及種種卑躬屈節無恥下作的不健康活動，在傳奇形式之下『訓』出了反對正規而長期的艱苦運動，而如濟公活佛的野蠻動作，代替那農民運動的健康精神。這一點，脫避中國問題的長期鬥爭歷史（列寧說是多階級的革命，而非一次完成，斯大林說是有來潮退潮，而不能一次解决），希望產生奇蹟以解答問題，而又在客觀上維持了朽腐階級的毀滅，正投好於中國的改良主義者，梁啓超正在武『訓』不健康的身上找到了教育救國的答案，並非偶然的。沒落的統治者越臨崩潰，越不喜愛正規，越布望神祕的傳奇法寶，武『訓』丑角作了這樣的法寶，也不是偶然的。農民以病態給他以『義學症的評論，到了皇室則顚倒其實，表章爲『義學正』了。
   其次，武『訓」所垂訓者，是依附權貴，投靠門蔭，一身而二任了地主兼高利貸的剝削者，其反人民性是已經被大家所指出了的。尤其重要的是，竟有人拿他的苦行比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民性，我們以爲俯首爲牛是類似的現象在不同的性質中出現的，而武『訓』甘爲者郤不是人民的孺子牛，相反地是封建虎子的奴才，撥開相同現象在不同歷史現實中的煙霧，則武『訓』的政治面目也就清楚了，他做了剿滅農民戰爭的張曜、袁樹勳的啦啦隊，認賊作父！他粉飾了天上文昌老君的與地下西太后的厭貧尊富制度，在等級封建的維持上，反對了『等富貴，均貧賤』的農民要求，裝扮成笑臉鬼態，代替農民的正規的伸訴，化敵爲友！他無疑地有反人民性的歷史實踐！
   再其次，武『訓』所垂訓者正是歷史的消極性或負號性。我們知道階級出身不等於其階級自覺，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自覺亦有自在的與自爲的區別，儘管在自在的階級有若干幼稚而錯誤的實踐，儘管中國農民在當時『祇會散拆不會安排』，而『拆散過火』亦是歷史的正號性或積極性的必然規律；反之，脫離拆散，害怕拆散，去彌補矛盾，調解頡頏，拿出一副淸涼散來解决他不能解决的以至他反面解决的問題，這就是反動！我們在歷史上常見到統治者層在一定時期的階級懷疑人物，如當時中國的薛福成、馬建忠，祗要他們敢於在他們的同情統治者正義心背後，說出矛盾，强調棘手難以解决的問題，他們是具有歷史的正號性的片面的。我們對於那個時代士大夫階層的悲劇人物，亦以具有一定的積極因素予以評價的。然而，武『訓』的歷史實踐，在階級自在的階段，逢到本階級的困難，逢到『幾萬萬新起的民衆參加鬥爭』而波折起伏，暫時遭受了血的挫折的艱險，尤其農民獨立地走進歷史舞台而將來祗在信仰之中，他便動搖成爲歷史的糟粕，所謂『豆付沫』了。表面上的『興學』好事，僅作爲歷史的倒退運動的手段，作爲階級鬥爭矇蔽的方略，以『訓』農民，這是什麽『善人』！他遠不如晚淸標客的眞小人角色扮相的天眞！
   撥開『苦行』的現象吧，露出的本質，就是歷史的負號性、反人民性與不健康性的醜惡形相！
   三、武『訓』能使落後者訓（讀如順）服，但不能使中國人民訓服，尤其經過農民獨立鬥爭而至於有先進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中國，更不能容忍武『訓』丑角做超歷史的復活了。感性地接受了武『訓』的傳統的人，自然因了觀點方法的錯誤運用，而其錯誤又達於十九世紀以前的重語言形式而不重內容的驚人的程度，這就不能不追尋到階級立場在作祟了，亦不能不再讀實踐論所指示的改造過程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了。毛主席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中，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反映出的懶惰而不肯創造的保守性，囿於一隅的孤立性、局於浮面的誇大性與面臨事物的動搖不定性，是經常表現為各式各樣的理論認識，不自覺地被封建以至資產階級所俘虜。作爲歷史實踐去教育人民的武『訓』主題，給了我們以大敎訓了。他並不太曲折而僅於有些傳統觀念的完整性質，就能迷混了視線，和梁啓超同路而使其高傲於今日。這不能不在原則性上提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敎訓來了。同時，馬恩列斯的範例的人物論，有認眞學習的必要。這裏，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有破有立，有塞有流，有止有行，追尋到階級立場的保守、孤立、誇大與動搖的出發點，不容情地實行破塞上的檢查，認眞學習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實現立流行的自我武裝。改造過程中的『頭腦的革命，工人階級思想的革命』，依據實踐論的深入學習，就可以提高我們一步的。
   武『訓』的幻影投入小資產階級立場的曲折鏡頭，還不能用敎條主義或經驗主義來槪括，這寧是包括小資產階級立場的複合性的多方面的。因此，我們必須使這個中國農民拆散時代的封建喜劇丑角原形畢現，而通過此一批判的研究，又必須在理論上提高到思想性與原則性的敎養上。
   把死去了的『順』奴武『訓』埋葬了吧！把武『訓』死魂靈掃除了吧！把能够寄存武『訓』偉大於中國思想界的立場觀點澄淸一步吧！
   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