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什麽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黨。」一個沒有被逼給地主下跪，被迫吃地主的痰的遭遇的人，他就不知道那在農民心裏會感到多麽恥辱、憤怒，所以，一些非工農出身的編導、演員和觀眾，才使得或看着武訓在銀幕上那樣糟踢自己，不但無動於衷，而且還興緻勃勃地硬給他套上一件革命的美麗外衣，硬把奴顏媚骨的醜態，說成「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美德。這是多末的荒唐。
   我們知識分子應該深深檢討的是：解放已經兩年多了，大家都自以爲學了不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却聽任武訓這忠心耿耿地服務於當時統治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奴才藉着最現代化的藝術形式——電影——來向人民大眾進行了一次襲擊。更至從旁助長他的聲勢，毒害了更多人。這，我認爲僅僅用一個理由，說我們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太低，來「交代」了這一個錯誤就罷，是不够的；我們必需從自己的具體情况好好的想想這個問題，我以爲：「這些同志的屁股還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廖承志）的原因，是更爲重要些。不然，全國看過「武訓傳」的人何止萬千，其中理論水平高的人當也不乏其人，何以弄得歌頌文字以壓倒姿勢出現在報章雜誌上，或則作了小廣播來傳揚，害了那末多人呢？所以，我們的檢討如只限於例行公事般似的推給「我的理論水平太低」，而不理智地去批判自己爲什麽對武訓這樣「感情用事」，那只是隔靴抓癢，無濟於事的。
   爲什麽「武訓傳」的編導、演員，和我們那末許多的歌頌者們會這樣强烈的偏愛武訓其人和他的故事呢？我們人人都會說「工農兵」方向，實際上，却走的什麽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曾說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的編導、演員和那末許多的歌頌者，把消極、落後和反動的改良主
   「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賢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武訓傳」問題的討論，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大規模的、以具體例證来進行思想敎育的運動，可以預料，它將在澄清混亂思想，提高政治覺悟上起一個極大的作用。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從這一次思想批判中檢查一下，我們過去爲什麽有那末多人寫文章捧武訓，而自己思想情况又是怎樣的，應該是一個很必要的工作。
   這裏，我覺得必需首先提出的一個値得重視的現象，就是從武訓傳放映以來，各地報紙雜誌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判了武訓的一面，仍然歌頌武訓的其它方面的文字來看，作者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他們包括學者、敎授、作家、新聞工作者、敎育工作者、機關幹部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而工農羣衆呢，他們對於「武訓傳」則是相當冷淡的。（據北京工人日報編輯說：該報發表過這張片子的說明，却很少有工人同志寫稿子稱讚過。杭州當代日報「湖濱」所載錦波文中說：傍座的工人同志未看完電影就嫌厭地離場。浙江農民大衆編輯說：他們曾陪同郊區農民往觀，農民們只覺得武訓滑稽可笑，又跪又拜，被人作踐而毫不憤怒，認爲並不像是個農民。和武訓同一時代的農民是怎樣的對待他的呢？「豆腐沫」這一個綽號，就是最適當的公論。）
   因此，我認爲在這一個問題中間，最嚴重的存在於知識分子身上，我們的作者以廉價的熱情在報章雜誌上這麽大吹大擂的捧武訓，正是暴露了許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乃至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思想的淺薄，只是浮面的、孤立的看事物，在表面現象的炫惑之下，不自覺地做了俘虜，傳佈了本身所特有的改良主義和投降思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義者武訓生拉硬扯的說成「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甚至有人還認爲「武訓興學之革命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大衆翻身」，更且讓武訓甩掉黃馬褂，替他披上更迷惑人的「革命」外衣。這是多末可怕的「頑强地表現自己」呵！因此，我感到一些學者敎授們掌握武訓的材料並不一定少，可惜仍然「頑强地表現自己」，沒有掌握正確的歷史觀點，以致在這些封建統治者有意渲染傳播的關於武訓的史料裏迷失了方向，（像「武訓畫傳」的編者李士釗先生，就不但「記」得很多武訓的事蹟，而且能「背」得很多關於武訓的歌謠。）因此，如果不從這次「武訓傳」的問題討論中仔細地淸理一下我們其它方面的許多知識的積累，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一一加以分析和批判，恐怕同樣的錯誤也是還會發生的。
   至於有一些參加革命較久的幹部所寫捧武訓的文章，這錯誤多半由於不負責任所致，有的本來對武訓的故事不大熟悉，或者說對武訓原也沒有什麽感情。但是「武訓傳」一出，而且報紙上雜誌上不斷刊出歌頌的文字，便在政治性上充分信任了它，同時也忘記了毛主席敎導過我們的「沒有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作了武訓的俘虜了，（最突出的例子如北京工人日報所檢討的，編輯自己也根本沒有看過這電影，只想到「這片子在北京公映，大致差不到那裏去」，便「對於武訓的生平爲人鬧不清楚」也就不去「調查研究」地代爲宣傳起來了。）旣然不熟悉武訓的爲人，又沒有做過調查研究（甚至連影片都沒有看過）却寫文章盲目表揚，這說明了我們還嚴重地存在着理論不與實際相結合，言行不一致的毛病。因為我們不是不知道「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理論，只是並不依照這個理論去實際行動，——連最輕而易舉地去看看電影都不做。我們也應該都知道判斷一個歷史人物「要看他的行動和思想，是推動當時社會的前進呢？還是阻滯了它」（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理論，但是却一直想不起來用這根尺子實際去量量武訓和「武訓傳」，直到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才恍然大悟過來。這中間，很多看過「武訓傳」的觀眾並不是完全滿意的，如上海「大眾電影」的讀者曾寫信給編者，認爲武訓不値得上銀幕，但編者沒有予以採納；有些則看到武訓那份「德行」，已經覺得很蹩扭了，但是一樣的沒有好好想想原因何在，却馬馬虎虎寫出了吞吞吐吐，抑揚參半的文章，像斯大林所說的：「呵，你們這些糟糕的批判家，………簡直不知哪也是左，哪也是右」一樣。
   還有一些在中央文化工作會議中聽到過周揚副部長對「武訓傳」的批判，自己的思想已經廓淸了，就應該關切這一嚴重的現象，但有些則沒有能够認識「武訓傳」錯誤的嚴重性，不予重視，採取了嚴重的自由主義態度（如中南文化局陳荒楳同志所承認的）。有的則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就研究過，認為武訓不行。而電影兩年後放映了很久，也不作聲，到「文藝報」發表批判才提出來。這說明了我們並非全是政治水平理論水平太低，而是關心人民不够，輕輕把他放過，沒有好好的廣泛組織討論，加以批評，以至使它的毒素自由自在的傳播開來，對羣衆的責任感是怎樣的和本身職務不相稱。
   另外，則有一些已經批判了武訓，却對另一個問題又重蹈了別的人對武訓看法的覆轍，盲目的崇拜偶像，如同對於陶行知先生曾經稱讚過「武訓精神」，就以陶行知先生爲擋箭牌（李士釗）或爲他辯護（賈霽），說某一時期有某一時期的作用，違背了自己對武訓的論點，失掉了批判的能力，同時也把「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忘記，因而替陶行知辯護了而不知錯誤；也有一些敎育工作者們，完全出於狹隘的觀念，錯把武訓視為「偉大的同行」，因而寫了謳頌武訓的苦行精神與狂熱興學的意志的文章，甚至希望以武訓作爲楷模，和他同樣的不問政治需要，而只知敎育學生如何適應環境的錯誤思想而不自知。
   「武訓傳」問題的提出，把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弱點完全顯現出來了。雖然說我們學習了一些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等等，但是正由於「不求甚解」的緣故，領悟的却是多末膚淺，一碰到實際，就手足無措，露出尾巴，以自己的世界觀來求解决，給武訓的「出身階級」、「興學意思」、「苦行精神」、「利他主義」的表層現象蒙蔽，就形而上的超階級的去直感，歌頌了敵人階級所歌頌的人物；而武訓的「神祕奇蹟」，正投了小資產階級所好，過去，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思想找不着出路，武訓這樣「神奇」的人物正可以使自己的幻想得到憑藉，希望也能產生同樣的奇蹟來獲得解决，這正是康有爲梁啓超以至陶行知、梁漱溟（雖則陶梁兩位先生以後邁向民主主義）找到識字運動，平民敎育，鄉村敎育等一套「敎育救國」理論的緣故，陷入了改良主義的泥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惰性、保守、孤立、軟弱、妥協、機械、唯心、誇大與動搖，都在這一場論中暴露無遺，以往所受的舊敎育，舊薰陶——反動的思想意識依然存在，同時又不够警惕，隨波逐流，如同斯大林所形容的葉尼塞河的船夫一樣。如果再這樣麻痺，慢慢的讓他生銹，向庸人的泥沼中墮落下去，那就不可救了。
   武訓給我們的「訓」是太多了、這些敎訓中主要的是：我們竟存在着多末可怕的小資產階級的殘餘意識，打着「爲人民服務」的旗織，宣揚一些似是而非的錯誤的觀點和思想，襲擊革命的思想陣營，造成了嚴重損害，這能够寬恕自己嗎？毛主席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一個多末嚴重的警告，正針對着自以為學得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事實上却「頑强的表現自己」「腦子裏依然裝着許多髒東西」的人們一個痛砭！
   我們應該被喝醒了，再不認眞嚴肅地和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堅决鬥爭，再不趕快清除腦子裏的髒東西，再不深刻地聯繫自己發掘批判錯誤認識的思想根源，那末，即使武訓和對「武訓傳」搞通了，以後還是會遭到同樣的覆轍的。讓我們掌握新社會中使自己進步的有力武器——自我批評，把這些醜惡的髒東西努力清掃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