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六日電）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的「書報評論」週刋發表朱丹的『評「武訓畫傳」及李士釗先生的檢討』一文。對「武訓畫傳」的反動內容和李士釗的錯誤思想提出了嚴正的批判。
   朱丹在評論中稱：在畫傳上，編繪者直截了當地歌頌與宣揚着武訓的反動的封建的奴才思想，把武訓的一切醜惡行爲和反動落後思想都加上牽强附會的解釋而給以歌頌和讚揚。本書一開始在第八節中就對武訓作了這樣的介紹：『對人處世，都表現得十分「忠誠渾厚」。莊上的人以爲他是一個「傻子」，常有人譏笑他，』又說：『一般鄉下人更都稱他爲「武豆沫」，是一個含有諷刺意味的綽號，』（第二十一節）。根據上面的話，被編者稱爲「一般鄉下人」的羣衆所時常諷刺與譏笑的人物，編者却稱讚他爲「忠誠渾厚」（可見在本書一開始，編者和羣衆對武訓的看法，就有極大的分歧。）
   編繪者對於武訓的奴才思想，進行了有系統的歌頌。在表現他受人欺辱的時候，編繪者更是替他活畫了一副奴才相。到了本書的後半部，編繪者就格外地發揚了他的「磕頭主義」了。
   本書的編繪者為什麽這樣重視與喜歡武訓的奴性，而又强調地刻劃與宣揚它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編者和繪者都一致肯定了武訓這一種對待打他、欺侮他的人（封建地主階級）的逆來順受和奴顏婢膝的可恥態度，是「忠誠渾厚」，是一種「雅量」（第二十四節），是「值得歌頌而且應當效法的」（著者序）封建美德！本書從頭到尾，編繪者對於武訓種種可恥的行爲及其結果，不但沒有加以分析與批判，而且把封建統治階級對於武訓的「表旌褒揚」，「賞穿黃馬褂」，「立牌坊」這一類事情，極力誇耀。不僅如此，編繪者對於武訓其他種種的醜惡行為，也都無保留地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並且還牽强附會地加以種種好聽的解釋。總之，在這本書上，編繪者是把武訓思想裏面的種種毒素，都給加上一層美麗的糖衣，都當做上品美品地奉獻給了讀者。
   關於「武訓畫傳」作畫者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朱丹分析稱：首先，在看完本書的全部圖畫之後，我們得到一個總的印象，就是作畫的人在他的畫面和形象裏面，明顯地强調了舊中國的落後性，同時誇張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威風和神氣。作畫者對於舊社會裏的醜的形象，（這種「醜」應該歸於封建統治階級一手所造成）都特別加以凸出的表現。如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脚、燒香拜廟、赤膊、下跪等從前帝國主義在反動宣傳上常常用來汚辱中國人的東西，又從這些畫面上一一浮現在我們的眼底。因此，我們就發現畫者是在有意識地醜化和汚辱着勞動人民。畫得醜陋愚昧，面目可憎，作者根據他自己對中國歷史及勞動人民的不正確的理解和看法，再加上他的拙劣的技巧和庸俗化的趣味觀點，終於在他的筆下，使所有勞動人民的形象都被歪曲和醜化了。
   與此相對的是作者筆下的封建統治階級。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威風」是極盡其誇張之能事的。這樣過份地誇張封建統治階級的力量，實際上就是一種喪失人民自尊心的表現。
   總之，作者在創作的思想與方法上都犯了很大的錯誤。尤其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畫家來說，作者的最基本的立場和方法，和廣大人民是不一致的，因此，這部作品的出現，從效果上來看，是十分有害的。而作者却偏偏還在自序裏面大言不慚地强詡爲符合「今天人民政府的文藝政策」「面向工農兵」的方向，這豈不是一個天大的諷刺嗎？
   接着，朱丹對李士釗在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上所發表的「檢討」文章提出了批評。他寫道：從這篇文章當中，我們很難找出作者對於他在「武訓畫傳」中所表現的錯誤的思想的明確的分析，和自我批評。相反的，作者僅止在一些方法上作了一些與其是說「檢討」還不如說是掩飾的工作。作者在這篇文章開始對自己編爲「武訓畫傳」的錯誤認爲主要是「非但對史料的批判不够深入，而且犯了嚴重的客觀主義的錯誤。」這兩句話就能够算是作者對於他的錯誤的「檢討」了嗎？
   朱丹指出：作者對歷史的看法和提法，沒有進行「批判」，當然更談不到「深刻」與「不深刻」了。同時作者對分析歷史事實的方法也不是什麽「客觀主義」的問題，反倒是根據自己的偏見，任意將歷史加上一些牽强附會的曲解。
   朱丹最後稱：無疑地，電影「武訓傳」是有着嚴重錯誤的，但它的錯誤，還不在於像作者所認爲的是在有些地方曲解了武訓的爲人，而主要的錯誤是以歌頌武訓作爲它的主題，自然，對於用武訓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去敎育觀眾，使觀衆「造成混亂思想」，電影要負極大的責任。同時，不用電影而用畫傳去歌頌宣揚武訓的錯誤思想和爲人，同樣要在讀者中「造成思想混亂」，也同樣要負極大的責任。更何况，在電影出現之前就已崇拜、宣揚、和提倡武訓的人，在自己的錯誤思想與實踐上，尤其應該更積極地正視自己的錯誤，虛心地進行檢討，很好地學習在討論電影「武訓傳」當中提出的正確的批評，以澄清自己的「混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