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尊敬過武訓，宣傳過武訓的『偉大』。這些人當中，有的是抬出武訓的幌子，叫老百姓都來學武訓服服貼貼的樣子，幹點兒像辦辦義學之類的『好』事，別想着惹是生非，犯上作亂。從疏請給他立碑、旌祀入忠義祠、宣付史館立傳的山東巡撫張曜、袁樹勛，批准的慈禧太后，到題字頌揚的蔣介石，都是這一種人。有的是抬出武訓的幌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以『敎育救國』、『道德救國』、『無抵抗主義』的說敎來代替革命的階級鬥爭。武訓的許多狂熱的職業宣傳者，無論自覺的程度怎樣，本質上大抵屬於這一類。另外一些宣傳武訓，尊敬武訓的，則是比較天眞的。他們大都覺得一個乞丐，討了三十年的飯，居然能興辦三處義學，這眞是了不起。他們欣賞他的『利他主義』，欣賞他的自我犧牲，非常感傷主義地歎道：『這眞是個了不起的人啊！』
   很多人就是這樣把武訓當作一個獨立特行的神話式的英雄崇拜着的。
   這種崇拜，是有害的。
   看一個人，應當看他對歷史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只看他個人某一些生活行為。如果對歷史的發展是起了積極的、推動的作用的，那是英雄，否則不是；不管他穿的是綾羅綢緞還是□衣百結，吃的是山珍海味還是菜根芋尾，也不管他會不會唱歌。
   武訓一生幹了甚麽事呢？修了三處義學。
   武訓，一個乞丐，修成了三處義學，許多人說這是個奇蹟，是個『偶然』事件。但是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完全脫出歷史軌道的偶然事件，『偶然性只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它只在諸必然的交叉點上出現。』（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武訓對義學的興辦發生過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這種作用只有在當時的那種社會條件下才能發生。』（前書）
   武訓興辦義學的時候，是滿淸光緒年間。那是帝國主義打進了中國的大門，太平天國的革命起來，封建制度已經搖搖欲墜，腐朽不堪的滿清王朝已經將臨末日的時候；是隨着資本主義的侵入，資本主義的民主思想也漸漸侵入的時候；是康梁的改良主義一天比一天發生影響的時候；是統治者的統治方式不得不『開明』一點的時候。
   改良主義的辦法之一是『普及敎育』。
   武訓死的時候是光緒二十二年，到了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即明令廢科舉，改學堂（武訓的義學不久即改成了學堂）。目的是『普及敎育』。這個『普及敎育」的思想却絕非在光緒二十四年之前才開始有的，光緒二十四年之前二三十年就已經有了，即在武訓興辦義學□時候就開始有了。武訓的興辦義學就是這種思想的物質的反映，是深合朝廷『普及教育』之旨的。
   武訓以一個乞丐而能興成了三處義學，當然並不容易。但是當時的社會條件是給了興辦義學一種可能的，武訓不過是實現了這種可能。他的偶然性的『奇蹟』正是出現在各種必然性的交叉點上的。
   當時興辦義學的並不祇是武訓一個人。在『清史稿』上跟武訓緊緊挨着的葉澄衷、楊斯盛就都是因爲捐資興學而受到宣付史館立傳的恩典的。葉、楊二人都因為發了財再興學的，當然不像行乞興學的武訓那麽『奇』，但其爲興學則一。從武、葉、楊三人挨着個兒進了『孝義傳』，可見當時的統治者對興學是『甚表歡迎」的。
   如果還嫌這近乎是推測，那麽正面的證據也有。就在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的摺子上就明明白白寫着：
   『自聖詔累頒，學校踵起。敎育義主普及，官立公立之不足，必藉私立以輔迎之，國家設爲種種獎勵，爲誘掖之具……』。
   這該是十分可靠的了。
   改良主義本來不是慈禧太后所喜歡的，但慈禧太后一個人也抗不過『潮流』去，而且改良主義到底比『討厭』的革命『可喜』一點。
   改良主義者梁啓超和張謇都很熱心地給武訓寫過傳，這不是偶然的。
   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改良也可以有進步意義，例如孫中山等人的革命運動興起以前的康梁變法運動和興辦新式學堂的運動。但是武訓的義學却連這種改良主義的進步作用也沒有。康梁有的是新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綱領，所以要『變法』，所以會引起譚嗣同等六人的流血；但是武訓所有的却只是舊的封建主義的綱領。武訓並不需要任何的『變法』，所以他也不需要任何的流血，他只以叩頭來實現自己的也就是封建統治者的『理想』，而殺死譚嗣同等的朝廷則以賞賜黃馬褂和准立牌坊來酬報他的努力。
   或者有人說，武訓行乞興學，目的原來是很樸質單純的。不過是因為自己吃了不識字的虧，發憤想要窮人子弟都能讀書而已，說他是反動封建統治的擁護者，比改良主義的康梁還不如，不免太忍心了吧？
   但是請看一看：武訓的義學裏敎的都是些甚麽呢？
   『清史稿』本傳上說他的義學裏分爲二級，一是『蒙學」，一是『經學』。『蒙學』所授不外是方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經學裏所敎的就不能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了。這裏頭造就的不外是兩種人，一是幇朝廷做事的官，一是幫做官的做事的『士』。梁啓超給武訓寫的傳上說：『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掇高第，成通儒者，不可勝數」，這大槪不能是毫無根據的。這些彬彬濟濟的子弟們在當時社會上會起着怎樣的作用，還難於想見嗎？
   有人說：這怕不是武訓興學之初衷吧。有的好心的先生還願意那麽想像，說武訓因爲看到他的義學裏出來的學生做了官而覺得非常痛苦。這是不見得有甚麽根據的。我們看武訓行乞時所唱的一首歌：
   『不嫌多，不嫌少，捨些文錢修義學，
   又有名，又行好，
   文昌帝君知道了，
   准敎你子子孫孫坐八抬
   大轎。』
   這不能不是武訓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對於『坐八抬大轎』是崇拜而羨慕的呀！
   有人還要說：武訓至少使一些農民子弟識了字，讀了一點書，提高了他們的文化，總不能不說他也起了一點『積極』的作用吧。
   同志，『提高文化』可不那麽簡單！
   要農民提高文化，必先提高他們的生活。要在文化上翻身，必先在經濟上翻身。吃不上飯，决讀不上書，這是天經地義的眞理。有的記載上說武訓曾經給因爲家裏須要幫忙幹活而不肯把子弟送去讀書的家長下過跪，這簡直是不能再胡塗的事！記載上說他下跪成了功，我看那信不得。如果當眞是一家整天苦累還顧不上嘴，武訓怎麽跪也是白搭。不過他的下跪和興學對於一部分農民也是起了一點作用的，這是怎樣的作用呢。
   農民要有文化，必須先吃飽，沒有比吃飽更重要的事了。要吃飽，必須改變壓在農民頭上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係。要改變封建生產關係，必須革命。革命，在某個意義上說起來就是拿刀動槍的造反。當時不是沒有人懂得這個道理，太平天國的領袖就是懂得這個道理，並且實踐了這個道理的。懂得這個道理，並且實踐了這個道理的，是了解並且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對於歷史的發展是起着積極的作用的。滿清一代，只有進行像太平天國一樣的革命的人，才是値得崇敬，值得宣傳的英雄人物。
   革命，是統治者最討厭的東西。
   因爲討厭革命，反動的統治者就歡迎武訓，就表揚武訓，就希望窮人裏頭多出些武訓了。受反動統治者表揚的武訓立了些甚麽功勳呢？他模糊了、弄亂了、掩蔽了當時人民鬥爭的目標，麻痺了人民的思想，減弱了革命的力量，冲淡了階級的矛盾，他對於革命，對於歷史起的是消極的阻礙的作用。
   這個爲反動封建統治効忠的『自我犧牲』者是一個英雄麽？
   不是，絕對不是。
   當時農民叫他是『豆沫』，言其胡塗，就他的完全不認識歷史的發展方向來說，並不算寃枉他。
   他的『自我犧牲』到底犧牲給了誰呢？他的『利他主義』到底利了一個甚麽他呢？反動的統治階級。凡對反動統治階級有利的，對人民就不會有利。
   對這樣一個胡塗人物，這樣一個對人民並無利益的人物，我們今天再不應該對他崇拜，爲他宣傳了。我們應該對他的『事業』，他的思想，他在歷史上的作用加以詳盡的批判！（轉載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