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武訓傳」的編導者孫瑜先生所作『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一文（見本月二十六日本報第三版）中說：『無論編導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的實踐却證明了「武訓傳」對觀衆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這個意思就是企圖引起讀者和觀衆的一種糊塗觀念，以爲作者的「主觀願望」是革命的，只是影片發生了「反作用」。這個道理說得通嗎？
   作者的主觀願望不能離開他的創作的客觀實踐來說明，這是最起碼的理論常識。「武訓傳」影片的編導者的主觀願望，已經在影片中表現出來了；影片所發生的作用，决不是與作者主觀願望相反的「反作用」，而正是作者主觀願望所必然產生的正作用。這正如武訓的主觀願望，已經從他一生的歷史事實中全部表現出來一樣。
   在「武訓傳」影片的主題歌中，作者對自己的主觀願望和指導思想不是已經作了充分的說明了嗎？作者除了嘆息「世風何薄，大陸日沉」，表示了對中國人民的絕望和咀咒以外，對於武訓並無半個可以「算是批評了他」的字句。相反的，作者在這個歌詞中和其它許多文字中，都不顧一切地集中了所有的革命詞彙，把武訓歌頌爲人世間最偉大的人物。
   由於作者的這種思想支配與貫穿了全部影片，於是影片的故事結構和人物刻劃，就充滿了不堪容忍的汚衊人民、汚衊革命、汚衊歷史的惡劣形象，通過這一切形象就給予觀衆以極大的毒害。
   為了達到作者的主觀目的，影片編導的手法，極盡了歪曲與誇大渲染之能事。他甚至不惜揑造了周大這樣的人物，硬把武訓和太平天國拉扯到一起，構成「一文一武」分頭進行革命的違背歷史眞實性的故事；並且極端歪曲地把太平軍描繪成殺人放火的一羣，用他們的失敗來反襯武訓的「成功」，來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來宣揚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屈服投降的可恥行為。影片假托一個夢境，把武訓「行乞興學」的迷夢神聖化起來，把「無自由由於無文化，有文化就是有自由」的荒謬公式藝術化起來；又用許多特寫的鏡頭，拿「不倒翁」來代表所謂「韌性的革命戰鬥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在影片中的發展，就是那一連串跪倒、磕頭、爬行和承受拳打、脚踢等一切凌辱的「苦行」。作者企圖將這極端反動的一切都說成是革命的，這難道還可以容忍嗎？
   有人說：「武訓傳」影片是要不得的；但是，歷史上的武訓和銀幕上的武訓却大不一樣，作爲歷史人物的武訓，對於社會的功績是不應該抹殺的。這種說法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武訓傳」影片和武訓的歷史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影片把武訓裝扮成了一個為武訓所夢想不到的「革命者」，其流毒也就在這裏。
   歷史上的武訓，無疑是滿淸統治者用來欺騙人民的工具。他在本質上是屬於反動的封建階級的人物，而决不是屬於勞動人民的。他老早就投靠了封建統治階級，而背離了勞動人民。地主李老辮對待武訓是駡、打、騙。不把他當人；但其結果，不是激起武訓對地主階級的反抗，而是造成了他向地主階級的投降。武訓從那時起，就死求百賴地跪倒在地主階級的門前，爬，爬，爬，一直爬到封建統治者的廟堂上去了。
   當時山東舘陶縣塔頭村有一個三品銜的武進士婁峻嶺，堂邑縣柳林鎭又有一個進士楊樹芳，這兩個人都是當地當權的豪紳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比起李老辮那個地主來，勢力就大得多了。武訓受了地主李老辮的欺侮之後，却找到了這兩個比李老辮更大的地主，跪在他們的面前，苦苦哀求，依附於他們的勢力之下；並且經過他們，進一步投入了整個豪紳地主階級和滿清統治者的懷抱裏去。這是武訓的全部歷史發展的關鍵，從這裏才能看出武訓的眞面目。
   據滿淸光緒十四年（公歷一八八八年）山東堂邑縣署「爲行乞興學義民武訓請旌底案」中附陳代卿作「武七傳」稱：
   『武七………夢人語之曰：汝一生困苦，無大享受，能創建義學，方有轉機。旣寢，述所夢於柳林歲貢楊樹芳，楊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交我存，决不汝負，毋聽非人口，一誤再誤也。』
   賈品重所作「武善士訓墓誌銘」也說：
   「始則舘陶武進士崇山婁公生息之力居多；後則堂邑歲進士模民楊公籌劃之勞尤巨。」
   這就證明武訓的「事業」，不但是以封建高利貸剝削爲基礎的，而且一開始就是與這些封建地主階級的當權派相勾結，得到他們全力支持的。
   以楊樹芳等爲首的富豪耆紳們，不獨幫助武訓，「多方勸募，籌辦義學」；並且聯名請求滿清朝廷給武訓以「旌獎」。由於他們的推荐，堂邑知縣郭春煦曾親自訪問過武訓，贈給十兩銀子，並向巡撫衙門呈請轉奏。這個巡撫不是別人，正是屠殺太平天國和捻黨起義人民的劊子手張曜。據「山東通志」所載，張曜號朗齋，是順天府大興縣人，原籍浙江上虞。他於咸豐初年，在河南「帶勇剿賊」（按即指與太平軍作戰）、「屢立奇功」，曾被「擢為河南布政使」；同治初年，『官拜總兵，會剿張總愚股捻，臨邑濟陽之役，殲斃悍賊萬餘」；後任「廣東陸路提督」、廣西巡撫加尚書銜」。這個劊子手就任山東巡撫之後，繼續大肆屠殺捻黨起義羣眾。武訓却得到了他的賞識，被召見於濟南的巡撫衙門。張曜賞了武訓二百兩庫銀，又給他一本黃綾的化緣簿，上面鈐了巡撫的官印，使武訓可以毫無困難地到處募捐。隨後滿清朝廷根據張曜的奏摺，封武訓爲「義學正」，賜給黄馬褂和「樂善好施」的匾額，准予建立牌坊。武訓死後，又有另一個巡撫袁樹勛奏准「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爲他立祠祭祀。
   武訓就是這樣爬上了封建統治者的廟堂，這是多麽醜惡的歷史呀！歌頌武訓的人們，並非不知道這些事實，却爲什麽要百般遮蓋，歪曲歷史呢？這樣的歪曲歷史是可以容忍的嗎？絕對不能！我們一定要正視歷史，無情地揭露武訓出賣勞動階級以求榮的無恥行爲。
   我說武訓出賣勞動階級以求榮、這决不是過火的。這從封建主義者讚頌武訓的文詞中，完全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證。賈品重所撰「武善士訓墓誌銘」中有這樣的一段：
   『夫堅持乎求榮之業，而能致己於榮者，天所不得不榮之也，順天者也。廣闊乎求榮之途，而能致人於榮者，天又不忍不榮之也，勝天者也。然後嘆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
   這是反動階級對於武訓的「蓋棺論定」。他們稱讚武訓的「順天」「求榮」，難道不足以證明武訓出賣勞動人民，投降封建統治階級的不可寬恕的罪惡嗎？
   有人說：武訓生在那樣黑暗的社會，沒有人領導他，因此沒有站穩階級立場，走錯了路，是可以原諒的。這樣的說法，乍聽起來，似乎很「公道」，其實是不合事實的無聊的辯解。
   在滿淸黑暗統治下的咸豐四年、即公歷一八五四年，武訓十六歲的時候，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軍隊攻克了靑州城北渡黃河，在武訓的家鄉堂邑及附近的臨淸、高唐等縣活動，太平軍並駐守高唐縣城達半年之久，武訓爲什麽都置之不聞不問呢？以後捻軍起義，又在整個山東掀起了農民武裝鬥爭，武訓已三十幾歲了，為什麽他還是置之不聞不問呢？很顯然的，武訓根本不是站在被壓迫的農民階級的立場上，因此，他和太平軍、捻軍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武訓站到封建地主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去，聽命於地主階級，接受地主階級的領導，極力麻痺農民的鬥爭意志，這還有什麽辦法可以掩飾呢？
   光緒年間出版的張淸所作的「山東堂邑乞人武訓興學俗話傳」敍明武訓興學的動機是：
   『一人不學一人窮，人人不學人人窮，往後來看，窮人多了，甚麽做賊、誆騙、劫奪都能做出來了。到了這時候，有錢的過着也不安穩，窮的也不知死活了。』
   清楚得很，武訓所憂慮的就是地主統治階級「過得不安穩」，害怕「窮人」造反。因此他死心塌地奴顏婢膝地投靠於封建統治者，與豪紳地主合作，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有意識、有計劃地充當了滿淸皇家御用的走卒。據「堂邑縣誌」載稱：武訓『自弱冠失恃後，即委家事於其兄，而以興學為己任。』武訓的興學計劃與封建統治者的反革命政策恰相符合，同時他的「苦行」又是欺騙落後羣衆的最好形式。這就無怪乎從西太后到蔣介石，一脉相承的反動統治者都把他當作最廉價的工具了。
   如果不是依靠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武訓的「義學」决難舉辦是可以肯定的。武訓最初籌辦義學的經費是他和他的哥哥分家所得的三畝地，變賣了一百二十吊錢。他自己最初「行乞」的積蓄，有的說是六吊錢，有的說是九十吊。兩項合計不過—百二十六吊或二百一十吊錢。他用這一筆資金，高利放貸，剝削地租，無所不為。據山東通志載：『（武訓）得錢輒寄諸富家，歲以三分計息，銖積寸累，遂至鉅萬。』武訓自己也承認「存本錢，生利錢，興義學，沒心煩。」「窮的使，富的保，修個義學錯不了。」他的錢多了，就買田地。僅在柳林鎭一處，武訓竟佔有了二百三十畝地，每年收租達二百六十八吊。這已足以證明武訓實際上是豪紳地主階級的一分子，他殘酷地吮吸着農民的脂膏，來為豪紳地主階級宣揚封建文化，培養大小奴才。而這一切作爲，武訓是一律聽從豪紳地主楊樹芳之流的指揮的。「淸朝續文默通考」稱：「武訓設學………宅舍經費惟備，情人董理，已絕不過問。」不但不過問，他甚至在開學的時候，如「清史稿」所述：「具盛饌饗師，七屛立門外，俟讌罷，問其餘，曰：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他之所以一直在表面上保持要飯的樣子，無疑地是因爲封建統治者需要這麽一個奴才頭子作楷模的原故。
   實際上一切反動宣傳家所稱道的武訓之所謂「孝義「和「苦行」，不但在本質上是極端反動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非常虛僞的。據臧克家作「武訓先生的義學症」「文中說他『不管見了誰，不管三七二十一，開口就要錢。他爲人推磨，人家看不見時，偸向口裏掩（吞）麵，這樣可以省了吃自己的飯。不幸被人家發覺，他也會陪笑的說：不提防時驢還叉（用口猛掠）口麵呢！其實日子久了、他的這個小毛病早成公開的了。』當武訓的母親死了的時候，他的哥哥叫他回家守靈，他的回答是：「回家守靈可以，我哭一聲，你得給我一百錢。」請問崇拜武訓的人們，這就是你們所稱道的「孝義」嗎？這就是「苦行」嗎？爲什麽你們對這些事實一點也不敢提呢？崇拜武訓者不敢提起的事實太多了，諸如武訓做媒，幾乎包辦了鄉間男女的婚姻；做田房交易，從中取利。但是，這些無一不是有案可查的，誰能够掩蓋得了呢？
   過去的反動統治者，從西太后到蔣介石，對於武訓備極讚揚是毫不足怪的。因爲武訓是屬於他們一夥的，是封建帝王的御用走卒，是反動統治者最能欺騙人民而又最廉價的工具。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從梁啟超到陶行知，也許看不清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面目，把能當成改良主義的老師，這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政治思想貧乏的狀况，也還不算什麽奇怪。最可怪的是在今天我國的思想界，對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宣傳，竟然完全喪失了政治警覺性；甚至還有一些人，在發現了錯誤之後，仍然不肯老老實實地進行研究與檢討，而以粗枝大葉或口是心非的態度來敷衍搪塞，這實在是不可原諒的。因此，繼續展開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與討論，仍然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任務。（新華社北京三十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