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編者按：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而汚衊農民革命鬥爭、汚衊中國歷史、汚衊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値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所寫的評論）全部是贊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贊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這裏我們發表了楊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一文，這篇文章雖然只接觸了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見解却比較深刻。我們希望能藉此引起進一步的討論。這篇論文原載文藝報第四卷第二期，發表在這裏的文字和題目都曾經作者稍加修改。爲了幇助讀者了解這篇文章的論點，我們把文藝報同期鄧友梅同志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文藝報第四卷第一期賈霽同志的『不足爲訓的武訓』，江華同志的『建議敎育界討論「武訓傳」』，和同期重行發表的魯迅先生的『難答的問題』，一併在這裏發表。（『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建議敎育界討論「武訓傳」』和魯迅先生的『難答的問題』三文明日刋出。）
   『文藝報』四卷一期刋載的賈霽同志的『不。足爲訓的武訓』，指出武訓的不足爲訓，批評了若干一度流行的歌頌武訓的錯誤觀點。所以，雖然這篇文章對武訓的錯誤分析還不够確切，對於武訓的歌頌者的批評也不够澈底，但是，發表這篇文章仍然是有益的。
   武訓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內在矛盾已十分尖銳化的時代，太平天國運動是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發。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武訓的『行乞興學』，不僅不能解决推倒農民頭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問題，而且，也不能有其它什麽推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因此，武訓的道路是錯誤的。這樣來衡量武訓，並不是什麽『不從歷史觀點出發』，也並不是用什麽革命成就的大小來要求他。他的道路錯了，也談不到什麽屬於革命性的成就的大小了。這一點，凡是承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人，都會認識與承認它的。
   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較難於認識的，却正是所謂『武訓精神』，正是所謂無拳無勇，『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敎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進行爲謀取窮孩子識字的堅持的精神』。它常常迷惑了人，使人覺得武訓的道路即令是錯誤了，可是他有着一種『很好』的『精神』
   我們判斷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不能用現代革命者的水平來要求他，但也不能從他的抽象的精神優點和缺點來判斷。所謂正確的歷史觀點，就是要看他的行動和思想，是推動當時的社會前進呢還是妨礙了它，是推動當時生產力向前發展呢還是阻滯了它。我們不能孤立地從一個人是否畢生受苦、忍打耐駡、或者對他的事業專心致志到『忘我』的境界，就認爲他的『卓越精神』是偉大的。墨子的偉大不是單純爲了他能『摩頂放踵』，而是因爲他以此去反抗壓迫，反抗不義的侵略戰爭。封建階級的卓越人物李世民在歷史上有着顯著的功績，不僅因爲他能『納諫』或自我批評，而是因爲他所建立統一的大唐王朝，推動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和其他優秀人物的偉大，主要因爲他們的犧牲奮鬥能够推動當時歷史前進。正因爲如此，我們對於堅持『武士道』精神，『効忠天皇』而死的許多日本侵略軍，不僅不給以崇敬，反說他們死得可恥，死得無謂。對於許多封建時代的節婦烈婦，雖然她們一生苦痛，我們只能悲歎她們犧牲的無謂和可憐，也不能加以敬佩。對於歷史上的人物，我們固然不應該用今天的尺度來貶低他們，但我們也不能借口『歷史條件所限』而不適當地表揚他們。所謂『歷史觀點』，並不是允許在衡量歷史人物或事物時可以漫無標準，或者降低尺度』，而正是科學地、客觀、從當時的歷史的條件出發，從當時歷史前進的要求出發。如果我們不從一個人的行動、『精神』和他的影響是否能推動歷史前進這個標準來判斷，而借口『歷史條件所限』，那就勢必連一些最死心塌地至死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被認爲在某種意義上『可欽佩』的人物了。因爲，不是他們也『忠貞不二』『毅力可嘉』麽？不是他們也『堅持信仰』『至死不渝」麽？
   賈霽同志也曾提出了要看實踐效果來檢驗主觀願望的。可是，賈霽同志對於效果的標準沒有明確提出，而且，在論到陶行知先生的表揚『武訓精神」時，却直接違反了自己的論點了，刦說陶行知先生的行動有着『積極作用』了。
   積極作用在那裏呢？
   蔣匪幫的統治百般壓迫陶先生爲人民服務的敎育事業，而陶先生終於百折不撓，鬥爭到底，這是陶先生的偉大所在。可是，陶先生精神之所以偉大，主要是由於他的堅决反帝反封建、堅决反對蔣匪幫的鬥爭。陶先生爲什麽表揚『武訓精神』，又如何表揚這一精神，筆者沒有做過研究，但只從賈霽同志和他所引用的『由敎育觀點評「武訓傳」』文中看來，似乎陶先生之所以要表揚「武訓精神」，主要是由於在『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敎育』的環境與條件上面，二人有着相似，二人的條件『有着極其有意義的關係』。陶先生分析武訓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歸之於他『一，他有合於大衆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目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可是，從這一些根據看來，陶先生的表揚武訓精神，未必是洽當的。因爲，什麼才眞正是武訓時代大衆需要的『宏願』呢？我們如果加以深入的本質的分析，這個『宏願』應該是反封建壓迫，反民族壓迫，而不是其它。這一基本認識旣然錯了，其它什麽『辦法』，『决心』，什麽『廉潔』，不過在抽象的精神優點，或老在所謂抽象的道德觀念方面，有它的『意義』罷了。道路不對，方向錯了，這些次要的精神優點（即令他眞有些優點），並不能改變問題的本質。甚至相反，正由於這些『優點』的存在，更加糢糊了人民對武訓道路的從改良到投降的認識，更加糢糊了人民對武訓式的『鬥爭』的錯誤的認識。
   就實質說來，什麽是武訓和陶行知先生所處的環境呢？滿清和蔣介石是不同的，可是在反對人民的反動統治這一點上，二者本質上是相同的。（在這裏，我們不需要去詳細分析滿清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反動階級内容上有着一些區別。因為它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着的問題，關係是很小的。）那麽，在滿淸的反動統治下，武訓的道路，連帶着所謂『武訓精神』是錯誤的；難道到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下，武訓的道路，連帶着所謂『武訓精神』就會不是錯誤了麽？
   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蔣匪幫嚴重壓迫的境遇下，想到自己處境和武訓的某種相似，這種相似，僅僅嚴格限制在『一無錢，二無靠山，………』這些點上，那麽，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間就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相似了。因爲陶先生是反對反動統治的，武訓是對反動統治採取從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這樣，如果陶先生竟一般地來表揚所謂『武訓精神』，而不把自己和武訓的道路，在本質上嚴格地劃淸界限，並在表揚武訓精神時明確加以說明（如果由於蔣匪幫的壓迫，至少也應該作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説明），那就不能不說，這是不洽當的，這是一種錯誤。
   如果，我們認爲在陶行知先生的時代可以表揚『武訓精神』，像賈霽同志說的，『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爲什麽魯迅先生在同一時代却對於宣揚武訓的『大朋友』給以無情的諷嘲呢？
   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後宣揚『武訓精神』，它的爲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因為，在反動統治下面宣揚『武訓精神』，就會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蝕羣衆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那不更加是不應該的嗎？
   因此，認為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是不對的，至少是完全可懷疑的。
   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也不應當表揚的。
   自然，如果陶先生在這件事上錯了，那並不足以掩蓋了陶先生的全部光輝。如果賈霽同志的文章在這一點上錯了，也不能掩蓋全文其它的有益的作用。
   （轉載人民日報所轉載『文藝報』第四卷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