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這部影片，對於歷史以至於今天究竟有着怎樣的意義與價值，主要是决定它所表現的主角武訓這一人物的全部人格、思想、行爲的意義與價值。
   因此，說『武訓傳』是不是一部好的影片，就因爲對武訓這一人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意見。那些發表在北京『光明日報』、『新民報』、天津『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大衆電影』以及『北京文藝』等報紙刊物上的意見，除了一般性的以外，是存在着嚴重的和根本性的分歧的。
   這裏，不妨把那些最主要的分歧之點，作一極其槪要的敘述。最初，從去年十二月份開始，幾乎所有的意見都是大體上一致肯定武訓這一人物的，儘管也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對於武訓這一人物的批評，但是主要的問題不是在於批評，而是在於讚譽，在於歌頌，以至於說武訓是值得和應當學習的榜樣。如董渭川先生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幟旗』㈠，孫瑜先生更說武訓是『站穩了階級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以至於武訓是『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了㈡，給予武訓這一人物高得無法再高的評價。此後，從三月底開始，才逐漸地出現了相反的意見，這就是否定武訓，從根本性的問題上來否定武訓。如晴簃先生所尖銳指出的說武訓『是歪曲中國人民鬥爭，反現實主義的人物』，不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好傳統㈢，又如史洪先生所明確批評的說武訓並不是什麽革命者，只是『一個社會的改良主義者』罷了㈣。
   顯然，必須要從這些分歧之中，找出正確的公允的意見，然後才可能恰如其份地說明『武訓傳』是否是好的影片；而那些意見，那一類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公允的或者不公允的呢？答案就在於影片表現的是怎樣的一個武訓，就在於武訓是怎樣的一個人。
   二
   武訓所生活着的那個時代的種種條件，規定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一個『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性格』。對他有『過苛刻的批評』㈤，或者不『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他㈥，都是不對的，不能够解决問題的。這裏，就一如影片內容所已經表現了的以及曾經暗示了的關於武訓這一人物性格怎樣成長的材料，來要求武訓，來看武訓。
   影片告訴我們：武訓的性格與阿q相類似，但是，武訓有阿q所沒有的奇蹟，那就是：行乞興學。
   武訓的主導的或者准一的思想，和受這思想所指導的活動，旣然是行乞興學，我們就必須分析研究這一點。
   武訓行乞興學是有所爲而為的，他說的是爲窮孩子。我們研究他的宣言，更研究他怎樣實施他的宣言的情况。因爲：只有實際情况以及結果才能够檢驗他的宣言。
   這裏，要說明是什麽力量啓發和支持武訓去奇蹟似地行乞興學的呢？
   原來還在七歲的時候，武訓從他母親那裏初次樸素地了解了唸書的好處了，他以『聰明靈巧』善於學習的方法取得了錢，要去唸書，誰知道那私塾先生和掌櫃的搶去他的錢，却不准他進學房；這個強烈的仇恨，種下他思想的種子。後來大了，武訓從他東家那裏更加切身體驗了不認得字的痛苦。他老實糊塗，做牛做馬的工錢賬，被東家一筆勾銷了，他跪求老爺講講良心，結果一個小錢也得不到。於是（影片給他三天三夜做地獄的幻遊夢，而才大澈大悟）他覺得被賴了賬是怪在他不認得字，這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礎。不是夢，而是殘酷的現實生活，使得武訓獲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力量的源泉的。
   生活敎訓了武訓。但是，武訓却沒有能够透過生活現象深入到生活的本質去求得根本的理解、根本的覺悟。他以爲窮人受欺負的根本的或者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識字。因此，他以爲窮人只有識了字才不受欺負，才會改變窮人的命運，過起好日子來。這，就是武訓對於生活和生活發展的認識。
   武訓的這種對於生活和生活發展的認識（以及認識的方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是不是一如當時時代的生活實際而符合於歷史發展規律所揭示的眞理呢？
   答案只能够是否定的。
   因爲：第一，識字不識字，並不是窮人（明確地說：農民）受不受欺負的根本問題。農民受欺負的根本問題，乃是因爲農民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受着地主階級壓迫剝削的原故。單憑識字，是解决不了什麼問題。比方武訓的外甥茂林識了字，給武訓在地保那裏立字據，字是並沒有錯誤的，然而有什麽用？後來不依然是眼睜睜地看着武訓遭受被地保騙了大錢一百二十吊的厄運嗎？
   因此，可以了解：當時廣大農民的要求是首先解决生活中的根本問題，而不是文化上的次要問題：識字。所以，一心一意爲窮孩子打算的武訓，辦好了義學，却還必得要用眼淚，用膝蓋去一個個央求窮孩子去上義學。他不明白：為什麽莊稼人不是和他一般狂熱地要求孩子識字，反而對識字冷淡，而迫切地要求孩子去拾草。
   這，說明了武訓的認識並不是當時現實底正確反映；識字，只是他自己的主觀要求，並不是當時廣大農民生活中的本質的要求。
   第二，爲識字而識字，連識字問題本身也不能够解决的。武訓就是這樣：不曾意識到應該識什麽字，識了字幹什麽和爲誰幹。他以爲修成了義學是個勝利，而實際上却交給地主掌握了；他以爲學生唸了書就是勝利，而實際上却在受『三綱五常』的反人民利益的敎育。
   當武訓知道『學而優則仕』將是爲地主統治階級去幫忙□閑以至於幫兇的時候，武訓也不是反省自己的事業的失敗，反對學生去『學而優則仕』，相反的是懇求學生說：『將來不要忘記咱們窮人』，並且還是叮囑學生們唸好這個書！在舊社會裏，唸書本來一般的是為了往上爬去故官發財。爲識字而識字這個理由並不存在。因此，武訓所以那樣熱切於辦識字敎育，也不能說一點兒也不是受這種往上爬的思想的影響。
   這，說明了武訓的認識：只看形式，不看內容；只看動機，不看效果；只有盲目的片面的方面，沒有任何在當時是有眞正革命意義的目的；無原則無立場無是非觀念。
   第三，這裏還得說明的是：當時，武訓生活着的時代，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時代，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廣大地區有着深刻影響而農民武裝起義起伏不息的時代；而太平軍的一個戰士周大（被影片歪曲了的一個形象）在影片中旣處理成與武訓共同患難相處多時的伙伴，那麽，爲什麽這個時代和這個伙伴的影響，沒有在武訓的頭腦裏起着積極作用呢？我們不能够對於歷史人物要求高於、多於當時歷史所能有的東西，但是我們却能够而且應該要求一個作爲被表揚被歌頌的主角的歷史人物有着他的時代的最高的最多的東西，在這個影片裏，作者所處理的武訓，却沒有這些東西，這難道是有意義的嗎？
   而且，武訓對□周大（應該像太平軍一樣的有組織有覺悟的革命者）的武裝行動，是表示不同意，而且出面阻止，說：『殺人，行麽？』殺人當成目的，當然不行，也不是太平軍的行動。武訓對於太平軍的偉大革命行動，是這樣地缺乏應該具有的正確的深刻的認識，以及關懷與同情，這就說明了作者所處理的武訓的思想是怎樣的狀態了。
   總之，影片中的武訓對於生活和生活發展的認識（以及認識的方法）是從個人出發的，主觀唯心的、形式主義的。這種認識，違反歷史現實的眞理，它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它的結果是危險的。而根據這種認識，武訓的生活的實踐的方法，也就是錯誤的、危險的了。
   被刻意渲染了的武訓的生活方法，使得武訓這一原是勞苦而善良的農民身上，被綴滿了絕非農民色彩的丑角衣衫，顯然，那是被丑化了的絕非實在那樣惡劣的狀貌。這裏，就不必要多加論列了。必要指出的是：武訓脫離勞動（一如影片所描寫的）以後，就更加挖深了他與羣衆相隔着的鴻溝，而孤立於當時時代偉大革命運動之外，六親無靠地躑躅於一般農民生活以外了；他單槍匹馬地去作唐·吉詞德式的活動，以實踐他行乞興學的宣言。
   不走羣衆路綫，能走什麽路綫呢？不依靠羣衆来實現計劃，能依靠誰來實現計劃呢？這是在武訓的生活實踐中的一個根本的問題。
   一般的情况，可以說叫做走『叫化子』的路綫，依靠叫化子這就是：武訓無論何時何地，對待大肚子也好，對待小孩子也好，對待老爺也好，流氓也好，總之是一個方法：跪下來伸手：『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脚，三個錢』。他的骨頭就那麽軟，他的手法就那麽賤！這種磕頭求乞的行為，實在是不足爲訓的。
   而更甚的也是性格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就是走進士老爺名流學者的路綫，也就是走地主階級的路綫了，依靠地主階級的憐憫與恩典來興建義學，掌握義學，敎育窮孩子了。
   武訓左一次，右一次，再一次地去求地主階級的例子，這裏只提它兩個：一是去求所謂『德高望重』的楊進士，竟然在進士府第大門階石上虔誠地跪了三天三夜；一是去求所謂『品學兼優』的崔學者，也特地是從百里之外去虔誠地跪在大人膝下的；而這些駡太平軍爲『長毛賊』的人一搖頭，武訓就哭鼻子，一點頭，就受寵若驚而笑了。
   武訓的宣言，武訓的主觀願望是爲窮孩子。但是，一當他的主觀願望——義學計劃剛剛實現的時候，他的唐·吉訶德式的改變受欺負的命運的那種理想就幻滅了。因為他把義學送給地主階級了，把窮孩子送給地主階級去受奴隸的敎育了。武訓的這種實踐宣言的方法是錯誤的，是不能够為窮孩子眞正地服務的。
   武訓的實踐的結果，至少在客觀上是提高了地主階級的名流學者在羣眾中間的政治影響：看，要不是某某老爺來恩典，窮孩子一輩子也識不了字呀！既然如此，就是減低了羣眾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情緒。而窮孩子受了地主階級教育，又怎樣不感激地主階級的恩德呢？
   統治階級也正利用了武訓和武訓的奇蹟來宣傳，來表揚，以緩和當時尖銳的階級鬥爭，以粉飾太平，更主要的是爭取人心，爲自己所利用。雖然影片中的武訓拒絕了黃馬褂，但是名聲已經流傳出去了，是潑水難收的。
   這，說明了武訓的奇蹟是失敗，如果說勝利，那是阿q的勝利。
   這，說明了武訓的興義學的這個舉動，絕不是什麽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幟，也不是什麽有着太平軍一樣的『革命的意義』㈦。武訓剛好和這些虛僞的讚美相反：是沒有站穩了階級的立場，是向統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
   總之，武訓的生活實踐的方法是走的階級調和的路綫，近似於『改良主義』的方法，妥協與投降，是他的結果，是他的實踐。
   所以，按照歷史與歷史發展規律所顯示的根本原則來要求武訓，來看武訓，武訓是不合格的。從他對於生活的認識來說：他與同時代千百萬以太平軍爲首的進行革命鬥爭的農民相比較，則那些農民戰士是對的，他是錯的；人家對的是看到了解决受欺負的根本問題，他錯的是僅僅止於看到階級社會中被壓迫者生活中的次要問題，即沒有文化的問題。從生活實踐來說：人家走的是階級鬥爭道路，用革命方法去主動地打擊當時的統治者；相反，他却走了一個階級調和道路，用妥協方法而被統治者所利用了。
   這就是影片『武訓傳」所表現的主角人物全部人格、思想、行爲的扼要的研究。這樣一個只是當時時代的落後的人物，絕不是高爾基所感到驕傲感到榮耀的一個大寫的『人』。那麽，武訓，『武訓傳」對於歷史以至於今天，能有什麽意義，什麽價値？
   三
   『行乞興學』這—奇蹟，只是我們國家歷史生活裏邊一個非常個別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當時時代個別讀書人的可悲的現象，是値不得表揚歌頌的。然而，產生『武訓傳』的原因，難道不是它嗎？看了『武訓傳』以後也跟着表揚歌頌武訓這一人物的原因，難道不也是它嗎？甚至於立論嚴正、引證認眞的『論「武訓傳」』㈧也還受到一點影響，而說武訓『辦義學的精神是應該表揚的。尤其是針對着中國廣大的掃除文盲運動，攝製這個片子，是十分有意義的』當然，可以理解：這不是叫人辦什麽義學。但是，爲什麽說辦義學的精神應該表揚呢？什麼是辦義學的精神呢？那種精神對於我們國家的掃除文盲運動，又有什麽意義呢？這就難以理解了。
   武訓的精神就是表現在他怎樣『行乞興學』的全部思想的和工作的具體活動之中的。離開了那種種具體活動，怎樣來認識武訓的精神呢？而武訓的『行乞興學』的具體活動是不應該表揚的。
   然而，爲什麽即使否定武訓的具體活動的正確的意見（肯定武訓的更不用說）還也拖着這一句：武訓精神是好的呢？董渭川先生更舉出陶行知先生當時表揚武訓精神的話語以佐證和加强他的論點這就使這一種論點更有力量了。我們就有必要再次指出：所謂武訓精神的全部内容是不好的，他只有一個為窮孩子『服務』的主觀願望還是『好的』而已。但是，我們知道：主觀願望或者動機，與社會實踐或者效果是統一的，不可分的；看武訓的主觀願望或者動機是否好、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社會實踐，看他的行爲（在當時窮孩子裏邊）所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那麽，武訓的這一種精神，對於我們這些變革社會的唯物論者說來，又有什麽意義呢？
   至於說到陶行知先生爲什麽表揚過武訓，那是因為武訓處在當時的環境中，與『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敎育』㈨等等條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進行爲謀取窮孩子識字的堅持的精神是很好的。而這，與陶行知先生當時所處的環境與條件有着極其有意義的關係。那時候，國民黨萬惡統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環境與條件，對於人民敎育家的爲人民服務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壞阻撓；這樣，提出武訓精神來，有着積極的作用。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還說『昨天』的話就不可以理解了。
   今天，環境與條件完全變了。那種想爲人民服務而不可得的黑暗統治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今天，是光明的時代，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同樣勝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工農大眾才具備了充分的環境與條件在文化上翻身；也正是因爲首先學習了毛澤東思想，知識分子才可能眞正地為工農羣眾服務。一切武訓式的無立場無原則的盲目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思想內容與作風、工作內容與作風，絕不能够爲羣衆服務，絕不能够爲我們偉大祖國的現實運動的政治任務服務。
   武訓的無立場無原則的奴隸骨頭，是用在階級敵人面前下跪磕頭的方法來『爲窮孩子』服務的，應該學習他這樣的精神來爲羣眾服務嗎？顯然不應該！因此，不應該引用偉大的魯迅的名言：『俯首甘為孺子牛』來形容武訓精神！首先，難道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這種明確的階級立場，政治主張、革命精神能够與前一句話割裂開來嗎？其次，武訓首先是俯首甘爲『千夫』做牛做馬，而結局是走了『千夫』路綫，依靠了『千夫』的恩典才完成了他的奇蹟。對於魯迅的名言，這樣隨便割裂引用，是一種不可以原諒的錯誤。
   在我們偉大祖國現實生活鬥爭面前，我們應該充分發揚的是新愛國主義精神、新英雄主義精神，光輝的革命傳統精神，而反對與這些精神相對立的武訓精神。而這，正是我們的責任，正是人民電影為人民服務應該做到的。
   可以了解：以武訓精神來敎育勞動人民，降低和腐蝕羣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是完全不應該的。
   因此，可以了解：影片『武訓傳』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嚴重思想錯誤的作品。
   因此，就必須澄淸那些無立場無原則的對於武訓精神，對於『武訓傳』的宣揚。這裏，我們不得不指出：上海的若干報紙以簡訊的形式刋登我們人民領袖曾經看過『武訓傳』的消息，是非常輕率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以人民領袖『看過的』這一點來報導（而不問領導同志看過後的眞實意見若何），是一種什麽樣的宣揚的方式與作風！不論這消息的來源如何，以供給消息有關的影片公司來說，以人民的報紙應有的愼重態度而論，難道這是應該具有的嚴肅的態度嗎？
   同樣，應該指出：上海『大眾電影』這種旨在政治思想以及藝術作風上指導人民怎樣學習鑑賞電影的羣衆性的刋物，也沒有做到它應當做到的責任。這就是：它發表了片面宣揚『武訓傳』的文章，而沒有同時發表應該有的對於『武訓傳』正確批評以便幫助人民認識的任何文字與意見，在這一點上，這已經是失去指導的意義了；而更爲嚴重的，是它發表了『武訓傳』爲一九五〇年最佳影片之一的結論。雖然那是觀衆推選的，但是，這個推選，『大衆電影』應該加以說明；而且，難道『大衆電影』簡單地發表了這個推選的結果（這個結果反映了羣衆思想中的錯誤部分以及其盲目性），就是對觀衆負責的嚴肅的態度嗎？
   四
   『武訓傳」所表現的題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現的一個題材。在今天，它歌頌了不應該歌頌的人物，它表揚了不必要表揚的事蹟，因此它對於我們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響就不是自尊與自豪，而是自卑輿自賤；它與我們偉大祖國歷史不相稱，與我們偉大現實運動不相容，它對於歷史和今天，都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値的。
   那麽，爲什麽編導工作者選擇這麼一種題材呢？根本原因是在於：對於這一題材，這一的確在歷史上存在過的一種眞人眞事，缺乏掌握歷史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原則態度，缺乏科學分析研究的原則方法，而被那種個別的偶然的並且落後的奇行奇蹟現象所蒙蔽、所迷惑了。因此，雖然有着良好的主觀願望，和若干技術條件，辛苦的創造努力，也沒有能够挽救和彌補題材本身根本性質即政治性質的缺陷。
   除了題材本身的缺陷，那就是關於怎樣表現這一題材的思想上方法上的缺陷，也是嚴重的。屬於根本性質的問題，這裏，要提到這幾方面：
   第一，是對人物特別是主角武訓的處理。武訓旣然是一個善良的勞動農民，按照他小時候的『聰明靈巧」善於學習的特徵，對於私塾先生和掌櫃的這類人物的仇恨，到了後來爲什麽都喪失殆盡了呢？難道不是由於戲劇構成形式的需要而是由於人物性格發展的需要嗎？
   以戲劇構成形式強姦人物思想內容的更顯著的地方是做夢那幾場戲。武訓的幼年分明已經有着了對於識字的渴望，爲什麽一定還要到地獄裏去幻遊一下才有所謂覺悟呢？那一種變態的心理分析所表現的一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瘋癲痴迷患得患失的沒落情調，難道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勞動農民所能有的情緒嗎？………
   第二，是對於事件，特別是基本事件的處理。識字這個問題本身旣然是難以表現關於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的，但是，它還不是完全不可以作爲次要事件來表現，比方，它作爲在人民思想啓蒙運動時一種工具來表現，就是有相當意義，相當價値的。影片内容思想性的貧弱，沒有提高這一次要事件的思想内容，是很顯然的。
   但是，還有一個更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影片内容宣傳說：文字無論掌握在誰手裏也都是對任何人服務的。這是需要舉例說明的，這就是影片所編造的關於立字據偸字據的等等戲劇性，突出地肯定地宣傳了字據在當時社會的超階級的社會效能。實際上，難道地保（或者地主本身，或者地主階級的狗腿子）這個官家人會害怕字據的制約的權力嗎？非去偸了才可以騙武訓？才可以不怕武訓來討賬？武訓這一無權無勇的，又被表現與農民階級失却聯系或者很少聯系的被欺負慣了的一個人，偏偏一紙字據就能保障他了嗎？因爲有它，武訓就有力量了嗎（如果這樣，和武訓性格不是又自相矛盾）？不可能；至多像被他以前東家所賴賬的時候一樣：哭哭，下下跪，連吿官也不敢的。
   地保就是官。舉人府就是衙門口。字據的權力就是他們的，不是武訓的。影片為什麽强調字據？如果說是法律的根據，難道法律沒有階級性，對舉人和地保和武訓一視同仁嗎？作者在這裏盡其能事地做到了一種模糊階級鬥爭意識的一種無原則立場的宣傳，這錯誤的原因，是為了宣傳識字的重要而編造出来的。當然，這是歪曲，因為：文字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裏的時候，就爲地主階級服務，而不是爲農民服務。文字是一個工具，而不是超然神聖的怪物。
   第三，是對於歷史的處理。整個影片，歷史環境的介紹是不够以至於缺乏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當時歷史時代最偉大的革命運動。如前所說，它的廣泛與深刻的影響，不僅沒有在武訓身上得到應有的刺激和反應，而且（除了周大），幾乎所有農民也沒有什麽對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反應、而周大，雖然被說成爲曾經是太平軍的戰士，然而，却描寫成沒有太平軍戰士那樣有覺悟有理想有方法的一個戰士，相反，被描寫為一個專門亂燒亂殺的江湖英雄了。這是對歷史的一種輕率的解釋，是與傳記片應有的態度不相合的。
   ㈠見二月二十八日光明日報：『由敎育觀點評「武訓傳」』。
   ㈡見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報：『編導「武訓傳」記』。
   ㈢見三月二十五日進步日報：『武訓不是我們的好傳統』。
   ㈣見四月四日光明日報：『關於對武訓先生的看法問題』。
   ㈤見二月二十七日新民報：王賡堯：『關於電影「武訓傳」』。
   ㈥見四月四日進步日報：程慶華：『關於「武訓傳」』。
   ㈦見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報：長之：『武訓傳電影和武訓畫傳』。
   ㈧見『北京文藝』二卷一期。
   ㈨引自註㈠的文章。
   （轉載人民日報所轉載『文藝報』第四卷
   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