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徐家匯虹橋路，本來有一所日本人辦的大學，叫東亞同文書院。因爲根本不招中國學生，學生人數也非常的少，大家所以不大注意。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上海人對這學校纔感到有一點蹊蹺。細細一調查，纔知道是日本東亞同文會辦的，專爲了解中國事情的一所大學。東亞同文會，則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元老近衛呂磨公所創立。表面說是爲「尋求東亞的共存共榮，永久安定」，實際上是有以文治力量來統一東亞的野心的。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表面是商科大學，專爲造就中日通商的人才，派遣一部學生，來學中國語言風俗。實際上則專爲調查中國資源商業，養成能統制中國的官吏，即日本人所謂「支那通」。因此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什九是日本帝國大學文法學部畢了業的高材生。其調查的報告，公開的，筆者曾看見過一篇「揚子江的運輸事業」，一本「長江流域的物產」，一本叫馬場做的「中國資源」，都非常的詳盡，中國自己從沒有過這樣的書。其祕密不發表的材料，則應該何等豐富而詳盡。不過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在淪陷前後，祇有一個叫山室孝良的做過一任平津特務機關長，其他並沒什麽特殊人材出現。其原因有二：第一、近衛一派的日本文治派，始終不得意。第二、在來中國的日本人中，當權的是東京帝國大學派，對同文書院派頗為排斥。但這却是中國人民之福；否則服緩性毒藥，一時雖不至死，其結果是永世不會翻身的。至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在被中國人發現了陰謀以後；日本政府爲冲淡了這衝動的情緒起見，與中國成立一種協定。以同文書院爲「中日親睦邦交」，交換留學生的機關。先在上海同文書院中成立中華學生部，以容納中國學生，又在天津和漢口設立了兩處同文書院，招收中等程度的中國學生學日文，以為留日預備學校；和淸華之爲留美預備學校一樣。從此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神祕性纔減少了。總算起帳來，日本人辦同文書院這一計劃，可以算是失敗。不但自己的人沒用上；訓練出來的一般留日的學生，親日的少，反日的却更多。譬如今日河北省政府秘書長艾大炎同志，就是天津同文書院第一班考第一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