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專派了人注意他的行動。最初也看不出什麽來。兩三天以後，忽然發現了黃秋岳來吃飯時，必定將帽子掛在一處—定的地方。而好像另外還有—個人也在傍邊掛了一頂同一式樣的帽子，走的時候却將黃秋岳的帽子誤戴了走，黃臨走時也好像沒有覺得，取了那人帽子，就戴了回院。偵探看着其中必有蹊蹺；第二天也買了一頂差不多式樣的帽子，早早在飯館裏等。等黃秋岳一將帽子掛好，便立刻拿自己的帽子去掛在傍邊。一會兒那個戴同樣帽子的人也來了，又把帽子掛在偵探的帽子傍邊。偵探一面暗暗招呼附近佈置的人，一面走上去拿起黃秋岳的帽子就走。等黃秋岳上去干涉，已從他帽箍裏搜出通消息的文件；黃秋岳和那個人，便同時就捕。第二天審明情况，黃秋岳和他的兒子，那個間諜，還有一個開日本書店的，就一齊槍斃了。
   至於他所以替日本人當間諜的經過，據他自己供稱，本來並無關係。就是當他就任行政院祕書的不久以後。他有一房姨太太住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弄堂裏。對街有一處日本糖菓舖。娘姨們常領着孩十們在那裏頑，日本老板娘總給孩子們糖菓吃。因此相處的很好，日本老板娘也常來找黄姨太太頑。久而久之，她說他丈夫是東京某報的記者，希望能給他一點例行公事的消息。姨太太和黄秋岳一說，黄秋岳認為也沒什麽，便介紹他向新聞處去取消息。那知到了月底，那日本人竟送了一筆不十分小的稿費來，要黃秋岳打一張收條。姨太太貪小利，就打了張收條給他。如此半年的光景，日本間諜就拿了這批收條來威脅利誘他和他合作了。這誠然咎由自取。日本間諜的手段之凶惡，也於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