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批反革命罪犯二十五日在北京伏法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處理這一批反革命案件的過程中，充分表現了極端愼重的態度和嚴肅負責的精神。市公安局和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緊密地依靠羣眾，對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不但進行了詳盡的調查研究，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和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關於鎭壓反革命的决議」，將各種反革命案件一一加以淸理。在這些案件宣判之前，市公安局不但將重要的案件，連同各案的罪證，向市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提出報告並進行展覽；而且還經過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五千餘人的擴大聯席會議的討論，並當場舉行了對於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控訴。現在人民政府完全接受了各界人民代表一致堅决的要求，對於這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處以極刑。這不但是爲無數被害的人民伸雪了無邊的仇恨；而且這是為了保衛人民革命勝利的果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人民的經濟建設事業所必須的。
   北京市這一次處决的罪犯有五種類型：第一種是一貫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首惡分子，第二種是解放以後仍然毫不悔悟，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第三種是利用封建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特務道首，第四種是罪惡多端的惡霸，第五種是慣匪。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罪無可赦的。例如，用機槍射殺了一千多羣衆的特務李肅候，逮捕了二百多個革命工作人員和進步羣衆幷親手勒死十五人的特務朱士林，毆打陳瑾昆敎授和其他愛國人士並嚴刑拷打愛國學生六十餘人的特務冷少穎，解放前燒燬民房千餘間而解放後又結夥搶刼十一次的特務王鳳巢，製造九十多種謠言的九宮道壇主金漢魁，糾合五千多人陰謀暴動的特務道首李泰成，霸佔土地逼死人民的「閻王爺」王廷樞，抓去民夫八十餘人幷强姦很多婦女的惡霸閻文輝，行搶十七次傷害事主的慣匪趙秀山等等，這許多反革命分子的罪惡是訴說不完的。如果對於這些「國人皆日可殺」的反革命罪犯不處以極刑，那就無怪乎人民羣衆要批評人民政府是「有天無法」了。如果有人以爲對於這些反革命分子也可以不殺，那就等於要使人民羣眾永遠受反革命分子的殘害與壓迫，永遠不能翻身了，這難道是人民所能够容忍的嗎？
   顯然，人民羣眾是堅决主張殺掉這些反革命的首惡分子的。因為只有殺掉這些兇犯，才能澈底消除一切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才能鞏固無數革命先烈奮鬥犧牲所換來的勝利，才能使廣大人民羣衆不至於繼續遭受反革命分子的殘害。北京佛教代表巨贊法師在市協商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說：「殺反革命分子和佛的殺戒也不矛盾。因為殺掉了極少數的反動分子，救活了最大多數的人民，並且警戒了犯罪的人少犯罪，這是功德。」這位佛敎徒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和廣大人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人民羣衆堅决要殺掉反革命首惡分子的主張，和我國人民的歷史經驗也是完全符合的。我們今天實行的「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正是我國人民革命的一項重要經驗。因爲只有正確地實行了對於反革命首惡分子的堅决嚴厲地鎭壓，才能使那些罪惡不重而又可能改造的反動分子老老實實的悔過自新，立功贖罪，獲得從輕處理的寬大待遇。至於國際的革命經驗就更多了。記得在蘇聯十月革命後的國內戰爭時期，列寧曾不只一次的强調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鎭壓的必要。比如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列寧「致各省縣蘇維埃電」就曾指出要「保障自己的後方。為了這個目的，必須把直接間接幇助敵人的一切偵探、奸細、白匪分子、反革命叛徒，槪行槍斃。」列寧和斯大林在鎭壓反革命的這個問題上，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曾經做了許多重要的指示。雖然當時蘇聯的情况和今日我國的情况有許多不同，但是這種堅决鎭壓反革命的精神和需要却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每一分鐘都不應該忘記，反革命的殘餘勢力，目前不但在社會上的許多角落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陰謀破壞活動，而且有的千方百計地打入了我們人民國家的工廠、學校、機關裏來。在這一批處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混入京津鉄路局進行破壞的特務董化昌，混人我軍事機關進行破壞的特務吳鴻猷等。事實證明，這些反革命分子正在採取着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互相配合的方法，來破壞我們的人民民主事業。因此，我們要保衛人民民主制度，就必須對於這些反革命分子實行鉄一般的專政，這是毫無疑義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中說得好：「專政是一個很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鉄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和行動敏捷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鉄，却很像漿糊。」我們也應該按照列寧的這種精神來檢討我們自己的工作。在我們的同志中，不是也有些人常常把「人民民主專政」說得太容易，近於隨便亂說嗎？不是曾經有人對於反革命分子也表示無原則的寬大嗎？這難道不是「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鉄，却很像漿糊」嗎？現在應該讓每一個人民羣衆都看淸楚反革命分子的罪惡了！應該讓每一個人民羣眾都懂得，只有對於反革命分子實行鉄一般的專政，才能保證在人民內部有充分的民主權利。
   在處决這一批反革命分子之前，北京市除了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上做了原則討論，在市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討論以外，又召開了數千人的大會，並舉行控訴，這對於城市人民是具有重大敎育意義的。這樣性質的羣眾性的大會，在其他城市也應該召開。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中曾誇奬這樣的羣眾大會。他說：「羣衆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羣眾的眞正民主制，這是他們揚眉吐氣之際，這是他們向新生活覺醒起來。」無數的實際經驗完全證明了這是眞理。我們應該更加推廣這個經驗到鎭壓反革命的鬥爭中去。因爲鎭壓反革命是一個嚴重的鬥爭，它和其他各種鬥爭一樣，完全應該緊密地依靠羣衆，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和人民政府一道來共同進行。
   （新華社北京廿七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