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住過六年。從西美到東美，我住過四個城市：西雅圖、綺色佳、芝加哥、和麥迪生。遊歷過紐約、波士頓、以及其他的城市和鄉村。也進過他們的兩三個大學，接觸過男女知識份子和工人。時間不能算短，生活不能不算深入，然而當我離開美國的時候，站在船沿，看着輪船慢慢離開美國的海岸，蒼翠的森林漸漸隱沒在濛濛的霧氣裏的時候，我心裏說，我再也不願來美國了。
   為什麽我對美國這樣沒有一點感情呢？不是沒有理由的。六年中我所有見的美國生活，是庸俗，是偏見，是冷酷，是麻痺，是肥皂泡，脆弱，風稍微大一點就破碎，是一場空，五光十色，是虛假。一個爲了追求眞正的民主自由，想見見美好人生的學生，到那樣一個一切都虛僞，一切都為了金元，一切都爲了利潤的國家，眞要大大的失望和壓惡。
   讓我追述幾件事，證實我的感想。
   我們有五六個同學在西雅圖上岸。一到就有老同學來接。第一個給我驚奇的，是聽他們說那地方對於種族是非常歧視的。說英語的民族最優秀，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是次等，猶太人和黃種人是看做三等以下的民族，墊底的是黑人。
   中國學生到了美國，頭一個困難是住處。果然，我們像一羣流浪人，在各處尋找出租的房間，但遇到的，不是對着我們把大門篷的關上，就是冷冰冰的，禮貌的說沒有房子出租。明明看見窗台上放着招租的牌子，但那牌子都好像是在對我們冷笑。
   我們住下來了，是有些人家，因爲他們的貧困，表示了他們對種族的寬大，中國學生算得到了「家」。
   跟着就有禮拜堂的善士們，追蹤而來。要洗刷我們的罪惡，拯救我們的靈魂，圍繞着我們，把我們當作迷途的羔羊，皈依到上帝的面前去。
   在西雅圖三年，不斷受教會的干涉。人們見了我們，第一個問話，就是問我們是否敎徒，進那個禮拜堂做禮拜？我們說：我們不是敎徒，也不進禮拜堂，他們就像遇到了魔鬼，匆匆的避開。他們在敎堂裏談論我們。有一次，請一位敎授夫人來替我們禱告，痛哭流涕的替我們懺悔。我們有什麽罪？我們沒有帶鴉片去，我們沒有在他們的國土上橫行霸道，我們有什麽罪？要他們那樣爲我們担心？
   敎會是美帝國主義最陰毒的武器，他要毁滅人民對自己的信心，破滅你對美好人生的希望，培養你自卑之感，壓伏你的精神，想達到他奴役人類，獨霸世界的野心。
   我們看見他們對待菲律賓的學生，喚他們作兒子，說他們是幼稚的民族，沒有獨立的能力，非要美國政府干涉他們的內政，說等待若干、若干年後，菲律賓人民從幼稚到壯大，才能讓他們眞正獨立。但是這愚蠢的欺騙，欺騙不了菲律賓堅强的人民，看，菲律賓人民革命的威力，一天天壯大起來了。
   最使我憤恨的是看見美帝毒害兒童。兒童是將來的希望，是天亮以前的啓明星，他不應沾染他父親一代的罪惡，然而，他們貪婪的統治者，就怕不能永遠高高的坐在黃金台上，還要把下一代的血肉墊高自己的寶座。所以美國的兒童，從小就受毒化的敎育，表面上是活潑自由，但重重束縛桎梏着他們的靈魂。在敎堂裏敎他們馴服於渺茫的神的權威之下，在學校裏敎他們種族的自傲和仇視異族，大部份讀物是偵探和强盜的故事。我有一個房東的兒子，十二歲就看這些書，看過後，把黑布包起頭，拿着木棒，做出强盜的姿勢，亂嚇人。本來是純潔天眞的小嘴，唱出污穢的侮辱有色人種的歌聲。他們是那樣的蒼白消瘦，吃不飽，父親失業，為了尋找職業，到處跑，聖誕節，他們最重視的節日，都不能回家團聚。美國的資產階級不但使他們過着這樣貧窮的可憐生活，而且還用了卑鄙的誘惑和欺騙的方法，使他們不追求飢餓的原因，反幻想着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兒子會一朝變成百萬富翁，但是這個希望只是夢！夢是不會做長久的，受够了欺騙的美國人民正在漸漸地覺醒起來，燃起了他們憤怒的火。
   人人都以爲美國人尊敬婦女，是最高文明的表現。事實呢，婦女只是社會上的點綴。大學女生十之八九是為了爭取資格好嫁有錢的人。虛榮心像污水上高漲的泡沫，對自己的任務是精心修飾，用狡猾的手腕籠絡男人。雖然在大學的建築物上，彫刻着智慧的女神，和平的女神，一切崇高的品質都以女性爲象徵，但是這些彫刻顯得非常寂寞，沒有人理它，徒然做了金元世界的裝飾品。
   大學的男生，求學的目的是為將來的職業。學音樂的學生，問他的志願，只希望將來可以到各處表演，賣座，賺很多的錢。這都是資產階級的文明，金元衝昏了頭腦，把人墮落到卑下的慾望。人格的崇高，莊嚴的生活，創造的快樂，根本不能從他們思想裏產生。
   『看一個國家進步的程度有多高，就看婦女和工人的生活怎麽樣，婦女是否能參加各種崗位上重要的工作，工人能否參加音樂會。』柯藍在看完羅馬尼亞展覽會之後這樣說。說得眞好。蘇聯的婦女和男子並肩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女司機，開動龐大的火車；有女戰鬥英雄在各種生產崗位上，出現了無數勞動模範。美國婦女普遍的工作是打字員，是店舖裏的店員，是小學敎師，在工廠裏雖也有和男子一樣工作的，但不是同等報酬。號稱最高學府如哈佛大學，在我去的時候，不收女生。女人結了婚，奴隸的身份就從此奠定了。經濟是倚靠男人，家庭勞作是堆在妻子的身上，每月由丈夫給她零用錢，變相的工資，婦女服服貼貼的跟着男人，寸步不離，惟命是從。
   我們有一班朋友，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一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和報告。記得每次聚會的地點，總有些麻煩。記得有一次我們是在停車場許多汽車夾縫中間開的。
   我們有一個同學是猶太人，是個年靑的詩人，畢業了，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早上在一條街上看見他，他瑟縮在街頭做賣報童子。
   美國有個著名的詩人在威大做敎授，他曾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很親切的談杜甫李白。但是他在衆人中間，就不同中國人講話，如果他和中國人表示友誼，就要被他自己人輕視。
   （節自上海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