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後，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什麽是帝國主義」，我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什麽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在華大時，仍以為父親「作惡無多」。學社會發展史以後，想法稍有轉變。經過學代選舉前兩次檢討會，使我瞭解在這問題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動的臭虫立場。結合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簡史的學習，鄧拓、何幹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鬥爭的結果，試行分析一下我父親在歷史上作用。
   我的父親出身沒落的官僚士紳之家，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〇年時，他還是一個學生，一九一〇年去美國，美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來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長期的教育環境使他的立場逐漸轉移到資產階級。在國外所寫的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等，當時在中國名噪一時，是因爲他在反封建（爲資本主義開闢道路）的一點上，和當時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對死文學、舊禮教和守法觀念上，他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國時，正是袁、段竊國的時期，他眼望着橫暴的政權，不知是否容許自己「置啄」，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藝中，整理國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時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發表了「問題與主義」，用庸俗的點滴改良主義對抗中國新興的社會主義學說，以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礎上，中國社會才有進步。說明一個中國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壁對着驚天動地「五四」、「六三」運動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對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國家機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階級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後，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義，以充實他的「問題論」；介紹實驗主義來對抗唯物主義。自己徬徨於統治者之間，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礎上進行「改良主義」，他參加了善後會議）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敎育爲第一性，政治經濟是第二性，幻想在蔣政權下辦好一個學校——中國公學。以爲在敎育辦好了時，造就了人材，社會就好了（一九二七——三〇），但在南京反動政府的威脅下，他的迷夢被擊破，被逼離開中公。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敢反抗旣有的「正統政府」的，他和當時他的階級一樣，在反動政權面前低了頭、轉過來要求蔣光頭的政府中實踐他的改良主義，在被逼走的那年，自願的就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職。在這個位置上，他明確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統治者的基礎，一方面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進行密切的結合，如羅瓦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會、庚款委員會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開「全盤西化」的口號，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創辦「獨立評論」，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氣說「抗戰不易」。
   更反動的是在圍剿蘇區時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灝、蔣廷黻等在他的鼓勵下，一一邁進仕途，使一般小資產階級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時節，忽然看見「開明」的敎授們「脫却了藍衫換紫袍」，以爲中國前途有望。反動政府的國家機器有了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發揮它的壓迫人民的作用。至於我的父親這時所以拒絕了蔣匪的邀請做敎育部長，是旣維持自己的「清高」，又在「舉薦諸賢」以後，可以在圈外發生更大的作用，何樂而不為。他當時要求過「學術獨立」，也反對「法西斯」，那不過是他認爲學術的依附政治，會使匪幫政府「好景不長」，而他的「改良路綫」則是他認為的「萬世之業」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華東華南，深入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心臟，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被迫不得不戰時，在他的階級利益受到了威脅他的階級代表蔣政權威信低落時，他在一九三八年終於出任蔣匪幫駐美大使，做了一個蔣匪幫得力的官吏。他在任中簽定了種種的商約，使美帝可以廉價取得四大家族從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專賣品」，簽定多次借款，這些借款使蔣政權可以增強「威信」，可以購買更多彈藥來防共滅共，並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筆資本，在更廣的範圍內盤剝人民的血汗。
   一九四六年，全國人民要求解放，統治階級受了全面的威脅，他覺得是他的神聖的責任，他就回國盡力來鞏固蔣匪幫政府，儘量爭取落後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人民。他回來以後，一方面在北京大學執行反動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維持着學校當局和學生的矛盾。時常發表中間言論，蒙蔽着人民，他在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性上發揮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給「世界學者」的言論蒙蔽了。
   他對反動派的赤胆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讚「白俄居留異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黨的敎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人民的敵人。
   他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巨款（四百萬美金，收受這筆款的人大都是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資助和養成費），甘心爲美國服務，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鄙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長期奴化敎育，對於人民政策不瞭解，所以在學習一個多月以後，一個朋友問我：「你對你父親將來採取如何態度？」我錯誤的回答：「他恐怕永遠不會習慣集體主義，還是住在美國罷。」今天瞭解政府的寬大政策，對於一切違犯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人民低頭，人民是會給以自新之路的。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八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見文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