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這一個既不是特定的階級成份然而是被人廣泛引用着的普通名詞，在今天好像成為一個含有諷刺意味的概念了。
   過去知識份子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廊廟」服務；否則退而求其次，去遊幕，去覓館或如孟浩然爲了「北闕休上書」而嘆「不才明主棄」，只好去做做隱士，發發牢騷。雖如出身於王公世胄的詩人黄仲則尙且慨然於「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把知識份子的可憐相刻劃得入骨三分。
   在國民黨時期，從學校、從外國，鍍銀、鍍金出來的所謂知識份子，不是已成幫兇，就早已成為廉價的商品。其中有從寫嘗試集、考證紅樓夢到做大使的胡適，有從「脫却袍子換袈裟」（五十自壽詩），教人學「禹步」走路到做大漢奸的周作人，他們的目標似乎一致，總想過過官癮，方覺死而無怨，但也有在馬路邊擺舊書攤，替太太們擦皮鞋的大學生也有寫色情小說而榮列「作家」之名的馮玉奇之流；此外也有成為洋行買辦的，也有成為强盜流氓的，光怪陸離，不勝枚舉，可謂洋洋大觀！
   知識份子從其家庭成份來看，大都出自小資產階級；而在中國過去的社會情况，他們正處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雙重壓迫的夾縫裏苟延殘喘，日趨沒落他們的命運是始而「式微」；繼而破產，終至挨餓。自己的生活圈子被壓縮得愈來愈小了！
   因此在那時一些既經過嚴酷的生活折磨，又認識歷史的發展方向的知識份子，他們才會通過思想上的自覺和客觀上的要求，最後背棄自己的階級，站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裏來。
   但這樣的知識份子是不是能說他的革命立場已經肯定了呢？魯迅先生曾說：「若不和實際的革命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裏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激烈「左」都可以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立刻要撞碎了。……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含有污穢和血，决不是如詩人所想像那般有趣，這般完美；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决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左聯成立大會上演講）
   知識份子的革命思想，往往是出於單純的騎士遊俠的「正義感」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衝動，他們多少都帶有一點唐吉柯德、哈孟雷特、羅亭等的類型；這就表現在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盲目冒險、猶豫動搖，甚至落荒逃陣。我們曾聽到說：「有一個捧着三大卷資本論來參加革命的靑年，在一個行軍的程裏，聽到兩三響槍聲；就偸偸溜之大吉了。」可惜這不是笑話，却是一個事實。
   也有一種知識份子，他抱着滿腔熱情，參加了革命工作，以為從此可以一掃鬼魅魑魎，轟轟烈烈的大幹一番；並且以一種虔誠的心情，去對待每一個革命同志，以爲他們個個都是理想中的人物。但當他一開始處理每一個實際問題就覺得沒有如想像那麽英雄；一接觸到每一個具體的人，就覺得沒有如想像那麽偉大。於是這也是「缺點」，那也是「不過如此」，所有天眞的希望都撲了一個空，隨之而來的又是失望，又是悲觀。
   比如俄國詩人葉遂寧，當初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他倒反而自殺了；清末民初的南社，原是當時文人所組織的一個政治性的團體，但到後來有的還是去鬻印賣字，有的依舊去做和尙，結果是烟消雲散。
   這些都很清楚的說明了：知識份子革命的動搖性和沒有澈底性。
   「我們說：知識份子有其革命性，也有其動搖性，並不就是說知識份子不能革命；相反在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運動，知識份子都起着重要作用的。問題只是一個——要澈底改造。而改造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須要深入到工作中，羣衆中去鍛鍊，去學習。從舊知識份子蛻變爲新知識份子的根本關鍵，就在於為人民服務還是爲剝削階級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