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工作者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準備成立全國性的工會，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正是毛主席所說的「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過他自己的階級轉變。他說：
   「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子出身的人，在学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比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主席把自己的感情變化作為例子，說得非常的愷切動人。這是種革命的變化。在整個革命運動沒有成功以前，一個人發□這樣的變化是很不容易的事，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感謝革命的成功，感謝毛主席英明的領導，我們中國的整個的知識份子都發生着革命的變化「由一個階級變了到另一個階級」。
   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傳統上向來是高高乎在上的，不僅自視甚高，別人也把它看的很高，所謂「士居四民之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的人已經够高了，敎人讀書的人當然更高。老師們的長生□位牌，在前是和天地君親一道供奉在我們每一家人家的神龕上的。但在今天我們把老師們從神龕上請了下來，同體力勞動者的工人一樣組織工會了，這難道不是一件天變地異嗎？
   把老師們從神龕上請下來，變成工人階級，是不是降低了老師的身份呢？當然不是的。淺一層來說：工人階級今天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老師歸入領導階級，當然不能算是降低。更深一層來說：工人階級，尤其近代的無產階級，是最富於革命精神的，它在主觀上犧牲自我，在客觀上創造文明。但工人階級以前受着階級統治的限制，所缺乏的是高深一層的理性知識。因此，假如具有這種理性知識的知識份子能够爭取到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這從知識方面來說，是理論與實際結合了，必然使知識和實際運動都得到提高，而從人物方面來說這樣的人物在無產階級中每每要起領導作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寗、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這樣的人物。毛澤東主席由學生子出身的知識份子變而為無產階級的領袖，全中國勞動人民的總老師，他的身份何嘗降低了一分一毫呢？
   當然，變化是有程度的問題的。有形式上的變化，有實際上的變化，有數量上的變化，本質上的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僅僅有形式上的變化而，沒有實際上的變化那是不够的。我們一定要爭取從量變□展到質變，而使階級意識在實際上起了澈底的變化，才算得到了階級蛻變的目的。這可不是容易的事體。
   但在今天我們能够自由地組織敎育工作者工會，這正是爲我們的老師們由量變到質變的階級蛻變製造物質條件的絕好的方便。馬克思告訴我們：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我們的知識份子組織了工會，這就造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的存在。在這種存在下邊，知識份子乃至老師不能不意識着自己是不多不少的工人。開始雖然勉强得一點，但積久便習慣成自然，知識份子可以得到完全的無產階級意識，也就是澈底地「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了。
   在這裏，階級轉變應該還有一種對流作用，便是一方面是由知識份子變爲無產階級，反過來，另一方面是由無產階級變為知識份子。無產階級在舊社會裏面，享受文化敎育的權利是被剝奪了的，今天成爲了國家的主人便急需補救文化敎育的落後。國家的文化敎育工作也就應該以這為首要的任務，便是從無產階級或工農大衆中培養出大量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這樣來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水平，使他們名實相符地担負起國家建設的主人翁的責任，這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敎育的基本政策。但在今天執行這種政策的任務，就責無旁貸地落到我們經過改造或經過階級蛻變的舊知識份子的肩頭上來了。
   因此，敎育工作者工會的成立的確是有很重大的意義，這不僅使我們從事文敎工作的知識份子會得到階級的蛻變而改造，同時又經過這樣的改造而改造無產階級，而使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迅速地完成，迅速地渡過到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
   我謹以最大的誠意來預祝敎育工作者工會的順利的成立和它今後應有的發展。
   祝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理論與實際，密切無間地永遠結合。
   祝我們各位工友們得到本質上的階級蛻變，成為毛澤東主席的優秀的門徒；更成爲工農大眾所心悅誠服的太師太傅。
   （在敎工工會全代表會上的演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