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上呈現着長時期勞動後所特有的臘黃的顏色，古式的髮髻，高高地頂在後腦上，穿一件洗得灰不灰、白不白的短衫，領口敞開，沉默地坐在那裏，年已四十三歲的人，她就是金華專區的農民代表李雲香，她胸前掛着鮮紅的人民代表會議的出席證，她談論着土地改革和勞動生產的問題，她已不是那些舊中國的婦女了。
   自從她的丈夫在一九三九年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後，她就一直在勞動，砍柴、燒炭、種田、挑担，但在反動統治之下，勞動不過把人拖到更悲慘更不幸的境地而已。那時她租田種，每畝要交租一五〇斤，但由於缺乏人力肥料。收穫量很少，所以年年欠地主的租，年年記賬年年加，弄得無法付淸。她叫地主看收穫量收租，地主說是「包租」的，不管你收多少，要派人來抓。有一回地主派人來强要了谷去，第二次來她就逃走了，三次地主又來，她哀求地主讓租，當然，這是不會有什麽好結果的。十年來，她帶着兩個孩子（後來死了一個）苦磨苦活着，婆婆的逼她再嫁，有錢的鄕保長看不起她……她的心裏藏着寃氣，只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吐出來
   一九四九年夏天，她的家鄉遂安城關區大陸村解放了，她的心才亮了起來，覺得有了希望。那時她正生病，生活困難，人民政府救濟了她五十八斤麥子，使她渡過了夏天，後來又從地主家退回租谷三百斤。對於這些她是太感動了，十年來，誰曾這樣子照顧她、扶持她呵！她深深地體味到這是自己的政府。
   在國民黨時代，她十年來沒有交過錢糧。催糧的來她就往山裏逃，有一次她逃去了，窮苦人悄悄去通知她，保長要抓她的兒子，她就回來把兒子也帶到山裏去，吃盡了苦頭，但她從不向反動派低頭——她就是這樣子和反動政府鬥爭到底的解放後，她堅决的說：一現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我們應當繳糧，不繳糧翻不了身！」所以去年她村子裏繳農業稅時，在她的帶頭下，全村都敲鑼敲鼓的去繳糧，三天就完淸。
   解放後她首先參加農會，起來組織婦女會，她不但自己勞動生產起勁，而且積極領導全村精耕細作，下肥捉蟲，因此，今年大陸村稻子產量將普遍增加一成。她自己種的五畝七分田，由於她捉蟲、下肥、耘了三遍，樣樣周到，估計可以比去年要多收三分之一。
   今年春天，她省吃儉用，野菜煮粥，每日省下一點糧，就把春荒渡過了。夏荒則靠麥和種菜渡過她預先有計劃的多種南瓜、蔬菜、大豆等，麥收後就用這些來接荒。但更重要的是她領導了全村的人生產渡荒。
   村上有許多人家秧苗不够她就四處向秧苗有得多的人家討來，分給沒有秧苗的人家種。村上過去經常有人賭博，許多婦女也賭博，不喜歡勞動。今年在她的說服和推動下，全村沒有人賭博了，都在忙着生產勞動。她又組織了五個婦女互助小組，在她的帶頭下，今年已有八個婦女下田插秧耘田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她又領導大家拾草、燒灰、挑河泥來做肥料，加上政府的貸肥，大陸村每畝田都上了百來斤肥她又領導大家捉蟲，發起比賽，大家都很高興，所以今年的稻子長得特別壯大她幫助人家的事很多：有一汪姓人家，二個孩子，吃草無油鹽，快餓死時，她發現了，立刻報告區長，後來通過政府及公議，把祠堂公田繳農業稅後剩下的八十斤谷，借了三十斤給汪家才得救他又領導大家查黑田，罰得三百多斤谷，公議用於救濟，解决了許多問題。在她一組裏，有一家五口人，每年都不够生活，今年她勸他們全家勞動，女人打笠帽，生活就够了。大陸村今年已做到不荒一畝地，不餓死一個人了。
   她這次來開會時，村裏三十幾個婦女特別送她到區裏，大家都很愛戴她：高喊：「婦女翻身！」「勞動最光榮！」到了縣裏又有千多人歡送她上車，都在喊「勞動光榮！」她非常感動又非常興奮，感到只有加緊勞動生產才能報答大家。
   記者問她對於土改有啥感想？她說：「我實在高興得說不出來，在土改時我們農民團結最要緊，分到田以後要做到精耕細作和不浪費，做不到這幾樁事，我們就辜負了人民政府！我一定要在大會裏聽得的指示帶回去說給大家聽，方能順順當當的把土地改革這樁大事做好。」
   李雲香，她就是這麽以對敵鬥爭和出色的勞動來取得了她的一份光榮。她的這一切不是很像王秀鸞麽？是的，是很像王秀鸞的，因爲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我們的王秀鸞本不是一個，而是千萬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