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全國委會二次會議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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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10036770
颗粒名称: 人民政協全國委會二次會議發言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50年6月22日,各界代表在人民政協全國委會二次會議發言。
关键词: 代表 會議 發言

内容

章伯鈞發言
   農工黨主席
   繼續努力鞏固統一戰綫無條件接受土地改革法
   (新華社北京廿五日電)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在這次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届大會上,我們聽到劉副主席、周總理、陳副總理、郭副總理、沈院長薄部長和聶參謀總長,關於土地改革問題、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文敎司法和軍事各方面所做的重要報告以後,就使我們一致地感到異常的興奮和愉快。我們對於各項報告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在偉大的毛主席所領導的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現在已經在各方面獲得了勝利輝煌的成績。
   第一:自從毛主席、周總理親自訪蘇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後,我們在外交戰綫上,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正如周總理所說:由於中蘇兩大國家的密切合作,使世界上兩個陣營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鉅大的變化,我們已完全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動。這證明了我們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對於鞏固世界民主和平,和人民民主力量的發展,將有重大的貢獻。
   第二:我們在軍事戰綫上,由於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善戰,在極短時間內,除西藏以外,完全解放了大陸,尤其是海南島的解放,打破了蔣匪幫隔海負隅的幻想,今後台灣和西藏的解放,僅僅是時間上的問題。我們在這裏要號召台灣的愛國人士和台灣被壓迫的同胞一致奮起,共同推翻蔣匪的殘餘統治,我們更熱烈地歡迎台灣的愛國軍人迅速起義,向人民投降,完成解放全國領土的光榮任務,不再受美帝國主義的欺騙充當反祖國反人民的工具。
   第三:我們在經濟戰綫上,由於領導的正確,全國工作幹部的努力,和愛國人民的合作,已一般地完成全國財經的統一,物價的穩定,國家收支趨於平衡,在短短期間內,能有這樣偉大的成就,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我們應當對於一切爲完成財經工作的任務而犧牲的幹部,致崇高的敬意。
   由於這些勝利,使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三次全體中央會議發出了「爲爭取全國財政經濟根本好轉而鬥爭」的偉大號召,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總方向。作爲民主黨派的我們,在追隨共產黨完成這個偉大任務中,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繼續努力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八個月來,有許許多多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正確的執行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政策,而且是成功的。舉例來說:各民主黨派已經先後分別參加各級人民政府,担任許多部門的實際工作,各黨派的各級組織的經費和編制已經協商規定出來,一般黨員學習和工作已基本上决定了辦法和逐漸執行起來,又如經過全國許多省市縣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成立地方協商委員會,已經把各社會階層和民主黨派人士充分地團結起來,在許多工商政策和實際的行政方面表現了合作的精神和效果。
   周總理在本會的報告中,一再提出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重要性,並且號召在統一戰綫中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指責了一些消極的傾向和作風,我們是熱烈擁護的,因為這是一個必要的工作;這個工作如果能眞正的做得好,就可以提高自己向前進步,更可以鞏固統一戰綫。因此,我們各民主黨派爲着能更好的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爲人民服務,就必須響應毛主席最近所發出的整風號召。
   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的工人階級的黨,有長期革命的優良經驗,有馬列主義的武裝,尙且須要進行整風運動,我們各民主黨派,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是不同於共產黨的,更加有此需要。
   中國共產黨是政治上的領導者,對於各民主黨派的整風工作,有直接幫助的責任。
   第二是土地改革問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内容,現在全國人民都已經知道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能澈底推翻封建主義,消滅地主階級,繁榮農村經濟,開闢中國工業建設的道路,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那就是在中國進行這樣翻天覆地、史無前例的土地改革,就必須要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做領導,才能澈底完成的,這是因爲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是沒有妥協性的,它沒有私有財產觀念,所以它的品質是公正無私的。
   過去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因爲想依靠資產階級及小資産階級去担任這個任務,所以無法實現,我們中國農工民主黨,在二十二年前,創黨的時候,雖然提出耕地農有的土改政策,並且把土改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結合起來,當作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但是,因爲沒有採取依靠貧僱農的路綫,不是站在以工人階級為主導的立場,所以只提出發行土地債券,收買地主土地的辦法,結果,對於中國農民的解放運動沒有實際的貢獻,這不是偶然的。
   由於這些歷史的教訓,我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劉少奇副主席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表示澈底擁護和無條件接受。同時,我在這裏要特別指出兩點:第一點,就是劉副主席土地改革問題報告裏所指出的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的土地改革總路綫,是完全正確不可移動的,我們絕不能够因爲照顧富農,保存富農的經濟,就强調了以富農爲主的偏差思想。第二點,以正派的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革命幹部爲農民協會的中心,保持農民協會的純潔性,不要讓地主和富農參加領導機構,也是同樣的有關鍵性的原則,因爲要保證土地改革的澈底實現,就必須以農村中最進步的、最有階級覺悟的、而又勇於鬥爭的成份做領導的骨幹。—
   最後,我們建議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這次大會通過土地改革法以後,就應該迅速地進行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學習和宣傳,並且要實際的參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我們認爲民主黨派参加土改,不僅對土改是有利的,即對於民主黨派自身的改造提高,亦具有積極的作用,對於全國人民的進步和團結,更將有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
   我們認爲這是我們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考驗,我們應在土地改革的戰綫上,跟着中國共產黨走。我們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中國土地改革成功萬歲!
   特邀工業家
   厲旡咎發言
   工商業應當本身求改造
   專靠政府不能克服困難
   (新華社北京二十五日電)特邀列席工業家厲旡咎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協第一届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如下: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八個月來,給人民做了不少事情。現在聽了人民政府各位首長的報告,我們更多的知道在軍事政治外交財經等工作上,都有了不少的偉大成就。在軍事上,解放了除台灣西藏外的全部國土,獲得了眞正統一安定的局面。在外交上,與先進的友邦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無比的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重重的打擊了戰爭販子們的陰謀。在財經上,完成了全國財政統一,國家收支,接近平衡,穩定了通貨與物價0這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而這種成就,是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才能完成的。我們非常興奮。衷誠的感戴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解放以來,由於環境的激劇改變,工商業者遭遇了或多或少的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是勝利帶來的困難,而且是暫時的困難,應該說:這些困難對於我們工商業者是有好處的,是我們從不正常的經營轉向合理的經營必須忍受的一服良藥。我們受了這些困難,才知必須改造自己。
   我們聽了劉副主席的土地改革報告,知道在三年以內,在基本上可以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土改完成後,農業生產將大量增加,農村購買力將大見提高。我們聽了陳副總理的財經報告,知道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工商業的調整和稅收問題等,都有了更明確的指示和合理的照顧。這說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爲工商業安排良好的基石,創造發展的條件。
   但是,工商業本身不加改造,專想依靠政府,那是克服不了困難的。我們的組織臃腫,就應該緊縮而健全起來。我們不但要增加生產,還要精打細算,克服浪費現象。我們要信任工人,依靠工人,建立平等的、民主的、契約的、兩利的的新的勞資關係。我們當遵照共同綱領,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來完成恢復與發展生產的任務。我們必須先自己努力,才能接受政府的照顧,才能克服困難,才能求得將來的發展。
   我是武漢來的,僅向各位報告些武漢工商業的槪况。在抗日戰爭時,武漢百分之六十的大小工廠,向西南西北遷移,遭了很大的損失。在解放前,又受了白匪崇禧的盡情搜括。因此,武漢的經濟情况,是不能與其他各大埠等量齊觀的。但是,解放一年以來,由於政府與共產黨的領導正確,武漢的工商業,已在困難中逐漸好轉了。
   就公私關係來說,對國計民生有益的工業,到了實在困難時,政府能及時的予以照顧,協助其克服困難。例如漢口第一紗廠,去年九月間,因缺乏資金,中南貿易部借予原棉一萬担,三個月後,再以棉紗抵還。今年四五月間,中南花紗布公司兩次借給申新、裕華原棉共七千擔。大體上說,武漢的公私關係,是比較做得好的。就稅收來說,武漢工商業所負的任務是比較重的,但由於稅局的盡職,武漢工商聯舉行民主評議工作的謹愼而努力百分之百完成了任務,武漢市公債的認額是六百五十萬分,就經濟實况來說,是有困難的。但由於市政府的號召,工商業的熱忱擁護,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三以上。武漢的勞資關係,一般來說,是很穩定的。這是武漢市委會,總工會,勞動局能正確掌握政策的成果。自解放一年以來,勞資糾紛案件共三五九起,三三七件已由勞動局作了合理的處理。武漢的工人,覺悟是很高的,他們確實表現了領導階級的風度。例如布疋業,本來以龍頭細布折算工資,資方不勝負担,工人自動改用工薪分數,並減低了工資。最近第一紗廠的布厰工人減低工資百分之十九。其他中小型工廠商店,減低工資的例子很多,武漢的紡織業,首先於去年年底訂立了集體合同,雖然因雙方都沒有經驗,缺點很多。但於建立平等契約的新的勞資關係,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自從中央勞動部及時的頒佈了勞資協商會議的指示,武漢正在積極進行,各單位各行業已成立了很多。由於這個正確辦法,勞資關係,基本上已走向正常。
   在三四月間,武漢工商業,由於物價穩定,虛假購買力的停止,因而產銷脫節,遇到了很大困難,也發出了叫喊。有兩句話很可表現他們的情緒,叫做「掛紅旗五心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到了五月間,聽了鄧子恢副主席在武漢市第三次各界代表會上的講話說明了當時困難的原因,並指出了光明的遠景。同時物價穩定了,政府又在公私關係上作了若干適當的調整,於是工商業者的情緒好轉了,他們把以上兩句話也改了。他們說:「掛紅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穩步前進。」這說明,工商業的困難,最嚴重的階段,基本上已將過去了,今後,將一天天的好轉。
   最後,我代表武漢市工商界,對劉主席、周總理、陳副總理以及其他各位首長的報告,表示衷誠的擁護。並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謹致崇高的敬意!
   上海副市長
   潘漢年發言
   自覺自願負起納稅義務
   統一戰綫工作須要貫澈
   (新華社北京廿五日電)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潘漢年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我們完全同意並擁護劉副主席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及土地改革法草案,他正確地指示了新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方針和步驟,我們一定謹慎地同時又堅决地完成這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艱巨任務。周總理的政治報告和陳、薄兩主任的財經稅收報告及其他各位政府負責同志的報告,使我們明確認識了國內外的有利形勢和必須努力的方向,我們應當根據這些報告所提出的政策方針來佈署工作、檢查工作、和敎育幹部、以此響應毛主席號召的「爲克服困難爭取經濟狀况的好轉而鬥爭!」
   華東方面,特別是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長期榨取,由於解放後蔣匪幫勾結美帝的封鎖和轟炸,由於華東範圍内許多地區的嚴重災荒,使得經濟的恢復和改造,遇到了更多更大的困難;但由於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全國財經統一,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奠定了我們克服困難的基礎,加上勞動人民、工商業家,及各民主黨派,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勝利地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在克服困難維持生產的工作中,是有不可否定的成就,同時也存在着缺點。在公私關係中,少數幹部有「先公後私」的想法和做法,個別的甚至有不怕擠垮小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另一種偏向,則是單純地貸款,加工,沒有具體領導私營企業改善經營,以此造成一部分工商業者繼續了反動時代向公家借錢發財的老辦法,而結果是兩敗俱傷。二月六日敵機轟炸上海電力設備後,工商業陷入相當困難的境地,不僅勞資關係為了欠薪解僱費等問題鬧得十分緊張,公債稅收兩大任務亦同時並進,工作中又有部分單純任務觀點和命令主義作風,一面有不少殷富不買公債一面有組織的工商業不勝担負;稅收亦復如此,一面有不少逃稅漏稅,一面奉公守法者納稅之外更多麻煩,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統一戰綫工作中,也多少存在怕麻煩,不虛心,好包辦,少協商的缺點,這主要是由於沒有了解毛主席「有所不同」和「一視同仁」的原則。這種種缺點,我們完全同意周陳兩總理所指出應由各級領導機關負責!推卸責任,埋怨下級幹部都不對。有人說「上級好,下級糟」也不公道,上級都好,下級就不應該糟!
   —以上情况,經過第三次人民代表會議的檢討並定出改善步驟,會後由協商委員會及其各種專門小組,廣泛協商和建議,已從各方面進行公私關係之調整,佔比重最大的棉紡業,已由華東紡織會議統籌兼顧而恢復了本年一月份的生產水平,僅華東百貨公司近兩月中在上海已收購各廠成品達一千八百餘億,其他有利國計民生的生產事業,在政府定貨、加工、收購、貸款等有效扶助下逐步恢復生產;稅收工作,已取得協商會和工商聯的合作,切實簡化手續,改善作風,工商業稅的民主評議,亦以不違反稅法稅率,達到公平合理爲目的。對各民主黨派的失業幹部,在革命大學專設一系,組織他們參加學習,以便將來有充實的就業能力。
   我們調整公私關係的時候,一定要遵守毛主席的「鞏固財經統一、鞏固收支平衡、鞏固物價穩定」的勝利條件。因爲沒有這些勝利作基礎,一定是「公私皆枯」,談不上調整關係。正當的私營企業,也一定要體會國家的財經情况,依然在克服困難的鬥爭中,中央人民政府只能有重點、有條件地來減少私營企業的困難,不可能「有求必應」;為的是大家擁護物價穩定,就應該不讓國家爲了維持私營企業而增發通貨。中央人民政府爲了減輕民負,儘管下决心節減行政費用,但解放台灣西藏的光榮任務,需要龐大的開支,因此全國人民必須自覺自願踴躍負起納稅義務,不漏稅、不逃稅。陳、薄兩主任報吿中吿訴我們,政府已進一步簡化稅制、改善稽徵辦法,我們不僅擁護這些辦法,一定要踴躍肩負起對國家的合理負担,以保證國家的收入。關於統一戰綫,我們應該貫澈周總理報告中所指示的原則,分淸敵友,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力量爲實現共同綱領而奮鬥;要耐心傾聽不同的意見,甚至相反的意見,任何驕傲自負,都會孤立自己、脫離羣眾,要不怕在爲人民服務的眞理面前,辨別是非,進行思想鬥爭,但方法是必須通過耐心解釋,說服教育,其目的在鞏固團結,一致對敵,爲人民服務;更重要的是統一戰綫的政策思想,要貫澈到各部門工作幹部中去,尤其是定期有準備地開好人民代表會議和協商會議,擴大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基礎。
   劉副主席曾指示我們要求城市展開關於土改的宣傳解釋工作,這不僅因為中國工商業家知識分子與農村的土地有干絲萬縷的聯系,同時爲了防止地主階級利用城市做反對土改的宣傳與活動的防空洞。一切前進的工商業家,知識分子,爲完成土改任務動員起來!
   各位委員、各位同志,我們必須以具體的實際行動,來貫澈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方針,同時鞏固團結,一致在毛主席的旗幟下爲澈底實現共同綱領而努力(尚有其他發言刋二四兩版
   (新華社北京二十五日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協第一届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這次會議聽了毛主席指示及中央人民政府各位首長關於土地改革、財政經濟、政治、軍事、文敎、法院工作報告,我完全同意與擁護實施。
   關於對敵人鬥爭:西南區是全國最後解放的一個行政區,也是蔣介石匪幇軍隊在大陸上最後掙扎並依托封建力量周密佈置,轉化爲土匪游擊與特務活動的一個區域。我們自去年年底結束了解放西南的會戰,跟着進行剿匪與開始進行解放西藏的進軍,軍事還沒有完全結束。西南解放以前蔣匪毛人鳳輩僅在四川一省招集惡霸慣匪等訓練所謂游擊幹部即有五千之多,解放之後即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之下,在西南國界及國內山地要點指揮所謂西南的游擊戰爭,今年三月西南全區土匪曾達四十萬人,殺人放火,破壞生產,人民大眾受害極大,我們在執行毛主席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政策時,開始曾放鬆了對首惡的鎭壓,引起了人民大眾不滿,我們分散做羣衆工作的人員,被殺害者即有兩千餘人之多,我軍在戰場上傷亡者尚不在此內,後來這種偏向是糾正了,在西南剿匪戰場上捉到的土匪頭子經各省軍區行署批准槍斃者至五月止約一千人,但此時成都有一個人給我們寫信說「你們不要犯殺機」,他並未看到人民大眾與羣衆工作者被殺害之更多更慘。我們在全面執行毛主席這種政策並與廣大羣眾密切結合的同時,部隊也把生疏了的游擊戰術溫習起來,高級幹部親上前綫與部隊一起作戰,不避艱險,打擊股匪,特別在掃除了西昌土匪指揮的首腦機關以來,計到五月底已消滅土匪二十二萬,大股土匪業已消滅,平原與交通綫上業已淨化,投降自新之匪超過其斃傷的數目在三分之一以上。這一場激烈鬥爭的剿匪工作,算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將發展與組織羣眾並團結各界人民作致努力實行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以完成肅清土匪的工,其在接近國境如雲南地區,尤應兢兢業業,以完成此項工作。今後在建立西南國防中,在城鄉生產中,在秋收減租工作中,和在以後土地改革及其人民法庭工作中,總之,在人民大革命勝利過程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者總不願意他們剝削自由的反動統治就這樣被推翻下去,已經是也必然是有他們的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頑强掙扎離間與破壞。我們各民主階級及其他愛國人士必須提高警惕性,團結一致,正確執行共同綱領第七條的指示鎮壓反革命活動與改造他們成爲新人。
   關於統戰工作: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在爭取財經情况基本好轉的三個條件實現以前,各民主階級及其他愛國人士都是有困難的。就西南說來,例如還有解放西藏使其能實行區域自治,建立西南國防,肅清土匪,以及接收國民黨軍隊九十萬,舊有人員四十萬加上解放軍共有二百萬人要飯吃,這些必須大力支援供給。但赤字還大,至今還靠中央財政部補貼。西南區現在待做的減租與以後土改工作尚未進行。在爭取物價大部穩定之後,雖然也着手於成渝鐵路的興築,貸款給航運業使之恢復及革命大學之開辦,於工商復業有所調劑、就業就學有所幫助,但今後工商業還須大力調整,失業工人學生還要救濟,同時爲節約國家開支,軍隊還須部分復員安插生產。這些困難乃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是勝利中的困難。我們曾在各界人民代表會及其他會議上共同協商克服困難辦法;例如:解决公私與勞資問題,曾由資方、政府、工人三方切實協商解决,雖其中容或有照顧各方不周而意見有所不同,但最後尙能本共同綱領的原則團結一致克服了若干困難,這當然是非常不够的。今後我們將繼續團結一本此次協商會議的精神,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羣策羣力爲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况基本好轉而鬥爭。
   關於幹部整風工作:有人說我們的幹部「上層好下層不好」,我以爲不應這樣說的,我們入西南區的工作幹部人員一部是南下的與原地下黨的幹部,一部是學生即滬寗地區的學生,尤多川滇黔康本地區的學生,另一部是各地舊有人員。這些工作幹部人員中有的在徵收粮稅與剿匪以及在起義部隊作政治工作中的確犯了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甚至有個別貪汚腐化犯法亂犯的人,從而産生脫離羣衆的現象。有的幹部竟把完成任務與國家政策法令對立起來態度生硬一意孤行,甚至發生亂打亂捕的現象。這都是由於我們上層幹部缺乏敎育的結果。但這必須在主要方面看到的,特別是對南下的幹部要看到的:他們是在敵我生死鬥爭中久經考驗過,忠心耿耿,艱苦樸素,在敵人面前奮不顧身,且在解放西南,剿匪與穩定物價等工作中,作了許多成績出來,革命自然應該靠這樣的人去幹的。也有在徵糧中見到土地非常集中,農民首先踴躍完粮,而惡霸地主反拖延抵賴,絕大數目未繳,特別在農民指責惡霸向来不納粮,把負担轉嫁於農民身上時,非常憤慨。加之初入新區情形不熟,負担量不盡恰當,也未及時加以調整。匪特則借題發揮從中煽動梗阻,於是也有發生命令主義的。這在幹部普遍整風檢討政策中,必須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改正過來,學生與舊有人員必須深入敎育與改造。特別注重敎育一切幹部,在秋收進行減租與建立羣眾組織工作時,必須依靠羣衆走羣眾路綫,發揚民主作風。在以前減租以迄土改工作經驗證明:領導者如能啓發羣眾自覺與依靠羣眾進行工作,以使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配合起來,則可大大減少命令主義與官僚主義。我們相信,在幹部這次整風以後,他們必能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在作風上前進一步,必能團結更廣大的羣眾,更適當地完成中央給予我們的任務。紳耆葉恭綽發言
   凡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都更應特別信從毛主席
   (新華社北京二十五日電)紳耆葉恭綽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如下:
   此次承政府邀請來京參加本會議,一路上自想我究竟站在甚麽立場上,很費躊躇。因爲不參與實際政治已有多年,臥病也將十載,雖比較可說接近民衆,但對大眾的貢獻不過如此,雖跟着孫中山先生做過事,但始終不是國民黨,我思想雖不能說前進,但要說我落伍我却不甘心,要說我近年有甚麽表現,我又沒有,後來入場看見主席台上毛主席的相片同孫中山先生的相片並列。我想我還是算爲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吧!等到知道這次會議的結晶係在土改法案的施行,我的觀念更加明白毛主席和中山先生是前後一貫的,不過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都沒有辦到,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這一件就必包在內,今天得毛主席來辦到,實在是可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靈的。孫先生說的未成功,現在可由毛主席替他成功了,所以這件事如果辦好,不但是人民政府成功,共產黨成功,毛主席成功,也就等於孫中山先生成功一樣。所以我想全國中首與孫先生和國民黨生過關係的人,尤其孫先生的信徒都更應特別擁護這件事,進行是毫無疑義的,我未入過任何時期的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大約大家心裏不至說我有什麽偏向,但我要勸大家要把前此信從孫先生的心理,來信從毛主席,並且不止土改這一件事,這是歷史的理智的,不是情感的功利的,因爲新民主主義中實已包涵很多的孫先生遺敎在內,不過孫先生的遺敎毛主席發揮得更深博更具體化而已。因此我特別喚起與孫先生及國民黨有關人士的注意。再者,我這一說並非說毛主席的政令要合孫先生的遺教才要服從,不過合乎孫先生置敎的更應服從而已,况現行各政令與孫先生遺敎大多數只有程度深淺,程序先後之分,並無涇渭不能合流之處,不待評論。不過這件二千年未辦過的事,今天來辦當然不許失敗。所以草案第三十九條,所指的實施辦法,是一個大關鍵,望政府十分慎重考慮,又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及其他農村社會階級成分的合法定義,必須確當規定及早預頒,使全國人民,尤其農村都可先有準備。這一點相當重要,希望不只這一次土改成功,一切大會所提議的事,都得到美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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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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