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志，是中國現代卓越的革命政治家，同
   一時又是偉大的文藝思想家。還在少年時代，俄文專修
   館修學時，即已從事於托爾斯泰作品的介紹。一九二〇年，受晨報館之聘，赴蘇聯作特約記者，其時十月革命初成，內憂外患交迫，各國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有不少對於這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極盡汚衊造謠的能事，秋白同志獨能在其作品中——新俄羅斯遊記，赤都心史——眞實而又生動地將這新世界的情况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可以說：他的開始從事於文藝生活，比之他的參加革命的政治生活，時期還要早些。
   他通曉俄、英、法、三國文字，素來對於文藝就有很大的興趣，其文藝理論與創作上的成就，尤以後期建樹特多，這裏所謂後期，是指他未赴中央蘇區之前，留在上海的時期而言。那時他利用多少比較閒空的時間，一面從事於恩格斯、列寧、高爾基、蒲列哈諾夫諸人的關於文藝理論和創作方面的介紹，一面同時又極盡全力地，應用各種文藝體式——包含雜文、短評、論文等——來和各色各樣的反動文人作尖銳的鬥爭，由於他的通曉各種語言，使他獲得對於大眾語問題的獨到精湛的見解；更由於他的精通馬列主義，使他對於文藝的本質及其性能，達到正確深刻的研究。有許多後來爲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所解决了的問題當時秋白同志是已經接觸過，或者初步地討論過了。
   秋白同志對於文藝工作的貢獻，可以約略槪括爲以下幾點：一、文藝大衆化問題。二、文藝自由論爭問題。三、科學的文藝理論與外國作品的介紹。四、對魯迅的正確了解。五、秋白本人的作品
   本文就想將這幾個問題分別地來敘述一下：
   「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從他的開始二時起，資產階級的右翼知識分子如胡適等在其言論中
   ，就已包含有機會主義的因素：他雖然主張文字改革，但却僅限於文字改革的本身，而且其主張和說法是非常不澈底的。運動進行的結果，白話雖已應用於新文學作品中，但正如秋白同志所說：那只是一新式的文言」，算不得眞正的白話。他把他（指白話文）稱爲「騾子文學」。
   爲什麽是「騾子文学」呢？秋白同志說：
   「因爲他是「非驢非馬」——既然不是對於舊文言宣戰，又已經不敢對於舊文言講和，旣然不是完全講「人話」，又已經不會眞正講「鬼話」，旣然創造不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又已經不能運用漢字的「舊中國文」。這叫做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
   秋白同志的話，在今天看來□當然不無偏頗之處。由「五四」運動所產生的新文學，不可否認，從中國新文藝運動發展史來看，是有其一定的成就和價值的。他一面推翻了舊文學，同時爲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一面否定了舊文學，同時也就介紹了各種新的文學體式和西洋的許多文藝作品到中國來。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五四」的新文學運動，也就不會有今天新文藝的偉大成就和發展，二者是分不開的。
   我們今天要接受中國的舊文藝遺產，對於「五四」這新的文學傳統，也同時要予以接受下來，和不能無條件地否定中國舊文學一樣對於「五四」的新文學傳統，也同樣不能予以一槪的抹煞和忽視。
   但秋白同志當時那樣立論的本意，却在於指摘白話文學建立的不澈底，要再來一次，「大眾化」的新的「新的文學革命運動」。「不用猛烈的瀉藥，大衆化這口號就喊不響」。這是他當時立論的主旨所在。
   如所週知，秋白同志是極力主張和提倡大衆化的一個人，他認爲白話文學，「是用紳士的言語寫的」，那就無論如何，「和平民羣衆沒有關係」。要使新文學和人民大衆發生關係，就需要「再來一次——第三次的文學革命運動」。
   所謂新的文藝革命運動就是指的大衆化而言。文藝要是眞能成爲人民大眾所有，爲他們自己所能够接受——能談，能聽，能爲。有實行大衆化。他說：
   「新的文學革命的綱領是要繼續五四的文學革命，而澈底的完成他的任務。這是要眞正造成現代的中國文——可以做幾萬萬人的工具，被幾萬萬人使用，使幾萬萬人都能够有學習藝術的可能。」
   爲幾萬萬人所學習和使用的文學，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爲工農兵的文學」，這種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他以爲可分兩方面來說：
   形式方面：他主張
   一開始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羣眾讀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新的羣衆的新社會的習慣，同着羣衆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
   這裏秋白同志很正確地觸及了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話，有着同一的思想和意味：
   一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麽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有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基礎上去提高」。
   「同着羣眾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與「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基礎上去提高」，這兩句話的基本意義與思想，可以說是同一的。
   內容方面：秋白同志主張「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表現革命的戰鬥英雄。」他說：
   「要看淸了羣衆的日常生活經常的受些什麽樣的反動意識的束縛，而去揭穿這些一切種種的假面具：要去反映現實的革命鬥爭，不但表現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現羣衆的英雄。」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同志是怎樣說的呢？
   「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羣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
   他們兩人的話就其内容的基本思想來看，亦可以說是相同的。當然：秋白同志在那時還不過初步地觸及了這個問題，而要說到眞正完整而正確地規定了文學上的工農兵方向，解决了普及與提高兩者間的關係，是只有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才予以充分發揮和澈底完成了的。
   一九三二年春，胡秋原在文化評論創刋號上，發三表題名爲「阿狗文藝論」的一文，後來又在第二期上
   ，發表「勿侵略文藝」一文，兩文內容一面在外形上，貌似反對反動的民族文藝，但實質上是同時也否定了新興的革命文藝。說一各種文藝我覺得都不妨礙他存在，但也不主張只准某一種文藝把持文壇。」所謂「某一種文藝，把持文壇」，實際上就是指當時的普羅文學說的。
   接着蘇汶出而響應，在現代上先後發表了「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辨」，「第三種人的出路」等文，擁護胡秋原的論點，諷刺與歪曲左聯的理論□行動，要作地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外的「第三種人」。
   對於胡秋原的假借第三者的立場，而實際替反動的統治階級服務，在幫着他們欺騙人民大衆；對於蘇汶的出而爲應聲虫，但又不肯坦白表示，也和胡氏—樣的裝模做樣，來掩飾其無恥行爲。秋白同志先後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脫棄「五四」的衣衫」，與「自由人的文化運動」兩文，來揭穿胡氏的眞面目。然後又在「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文裏把胡秋原與蘇汶兩人的歪曲論點和主張，給以總的清算與批判。
   秋白同志的功績，就在於他首先揭露胡秋原與號稱一第三種人」的蘇汶這種階級敵人的喬裝面目，假借馬克思列寗主義的文藝理論的姿態，而實行其侮辱與企圖取消無產階級文學的陰謀。如果是直接明白地表示替反動的統治階級服務也罷，但他們却不這樣，是以僞裝者的姿態出現，而爲其主子服務的。這種隱蔽在革命面目與中間人士背後的階級敵人，就更爲陰謀可怕，爲着保持馬列主義的純潔性，與剝奪他們在羣衆中所發生的欺騙作用，是必須予以嚴正的指出和駁斥的。
   秋白同志指出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藝」，實際上是為統治階級張目，而讓他們來侵略無產階級文藝。他說：
   「你的叫喊，事實上，說客氣些，客觀上是幫助統治階級——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藝」的假面具，來實行攻擊無產階級的階級文藝」。
   秋白同志的這種對胡秋原的反動文藝言論實質的揭穿，是何等正確的打中要害！胡氏說他自己的歪曲論調，是根據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但秋白同志却說：「這算是什麽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他指出胡秋原理論（如果也可以算作理論）本身的混亂性，是在於把蒲列哈諾夫，安特列夫，藝術至上論派等等混雜在一起。尤其是對於蒲列哈諾夫，恰恰是把他的「優點，清洗了出去」，而把他的一孟塞維克主義，發展到最大限度。」
   至於以「第三種人」自居的蘇汶，雖然其文章本身，比之胡氏，更要說的巧妙別緻些。但其眞正面目，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和胡氏同樣是要取消無產階級的文學。
   正因爲這樣，所以秋白同志才把他稱爲「難乎其爲作家的蘇汶。」
   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文藝從來就是有階級性的，並且爲他那個時期的統治階級服務。蘇汶却要求超階級的文藝，並目要作家做「第三種人」，這當然是不可能。秋白同志在這點上，是把蘇汶駁斥得體無完膚，對於蘇汶的認爲文藝與煽動，文藝與革命，二者是不能並存的說法，秋白同志同時又指出「左翼不但需要煽動的作品，而且還要煽動作品之中更能加强其文藝性。」並引綏拉菲莫維支高爾基二人的作品爲例，說他們的小說，是煽動作品，同時也的確具有藝術上的價値，他說：
   「高爾基等等雖然沒有中國的「作者之羣」那麽死抓住了文藝不肯放手，然而不見得就比中國的文學家低微到了什麽地方去，而同時高爾基等等又的確是些偉大的宣傳家」。
   說文藝有政治性，就不能再有藝術性，這是非常歪曲的說法，但也正是反動文人所常常喜歡引用的說法，但事實勝於雄辯、綏拉菲莫維支高爾基的作品，就是有思想性同時又有藝術性的。這一點，不但革命作家認為這樣，就連資產階級的文藝家也不能不肯定是這樣。蘇汶的說法，不過是有意造誰罷了。
   秋白同志對於科學的文藝理論與革命作品的介紹四，向來就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眞正
   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在他的認識中，是將科學的文藝論，與無產階級文學的產生，二者有機地運系起来看的。要使無產階級的文學能够得到提高，就必須要有科學的文藝理論的指導。不然，便成爲盲目的進行。因此：他把這項工作，當作是「中國普洛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他自已就先後譯出恩格斯的□論巴爾札克」「論易卜生的信」。列寗的「論托爾斯泰□拉法格的「論左拉的「金錢」，與蒲列哈諾夫和高爾基的許多文藝論文，把他介紹到中國說書方面來。
   我們不要認爲秋白同志的努力，是僅僅限於簡單的介紹，他的更重要的方面：是在於對科學的文藝理論有着非常正確的理解，他將恩格斯所說的現實主義，與舊現實主義，嚴格的分別開來，而在其中，看出了新現實主義的要素：將巴爾札克的作品，不是如有些論者所說：他的偉大處，是在於宇宙觀和創作方法對立。秋白同志認爲「恩格斯的估量是：巴爾札克的宇宙觀，他的政治思想是屬於保王主義的，他的同情大半是在貴族方面。但是，他的努力，實際上是代表「先進的」資產階級化的貴族，要求「高貴的」資產階級的理想，他正是深刻的資產階級意識的表表」。所以巴爾札克實際上在他的作品裏是修正了自己的宇宙觀。已是深刻的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了。
   就是這一點，到了現在，也還有人誤解了恩格斯的話，認爲巴爾札克的宇宙觀與其創作方法是完全處於互相對立地位的。但秋白同志却已老早地正確解釋過呢。
   秋白同志介紹了蒲列哈諾夫的文藝理論，對於後者的象形論與機械唯物論的錯誤觀點，給予有力的糾正。對於拉法格，也是一樣，他覺得拉法格對左拉的批判，「在估計這個作家的創作的時候，在階級意義上，不大清楚」又還存在着機械論的進化主義的觀點，對於俄國的另一文藝理論家弗理契，在「論弗理契」一文裏，也指出他的缺點來。
   秋白同志在他那個時候，已有這樣傑出的文藝見解。他不能說不是難能可貴的事，這不惟自己努力於譯作，而且還激勵着別人，當魯迅將法捷耶夫的「毀滅」翻譯出版時，秋白寫信給他說
   「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禮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着這本「毁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他，像愛自己的女兒一樣」。
   他是這樣的關心着黨的文學事業，鞭策自己，又還勉勵着別人，魯迅後來傾力於文藝理論著作的翻譯，是在他底直接響響和推動之下來完成的。
   秋白同志是第一五個正確認識魯迅爲人
   的精神□思想，與特質的人。在這以前，魯迅受着各種難堪的誤解，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他曾爲這而苦惱着：在二心集的序言裏，這樣的說道：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的「碰壁」，怎樣的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可見他受時人迫害之深。但就在他的這種受人誤解與迫害的當兒，秋白同志却能獨排眾議，對於魯迅予以最初的正確底評價：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裏這樣說：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眾的眞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這幾句話，直到現在，還—完全沒有失去其正確性。他不僅指出魯迅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道路，並且也指出後者爲人的崇高品質來。
   許多人認爲魯迅氣量狹隘，其實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說那樣話的人，也許只看到魯迅對於楊邨人、粱實秋、陳源之流，爲文抨擊，喋喋不休就覺得有些齷齪必報似的。但秋白同志却明白的指出來，魯迅是要通過這些具體人物的名字——流氓、學者、軍閥、奴才、無聊文人——等等，來達到他打擊「社會上某種典型底目的」的。
   「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章士釗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
   是的！如果這些具體人物的名字，正是這「社會上的某種典型，」那麽！為什麽要可以對他們饒恕呢？正因為追樣，秋白同志對於魯迅的雜文，才有很高度的評價認為是「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是一種「社會論文，」「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爲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
   秋白同志不僅對六雜文愛好，而且他自
   己亦還在從事於這種體式的創作他的雜文，和魯迅的比較起来，却要更爲隱微曲折些，這自然是由於當時在白色恐怖底下處境非常險惡敵人時刻地在設法想捕捉他。魯迅還可以掉換姓名在刋物上把文章發表而秋白同志却只能隱姓逃名，通過魯迅的關係，把文章送到刊物上去。追樣，活動的範圍，就更其狹小了。
   然而秋白同志却怎樣也不願為這種外力所限制，他想盡方法，應用着不易爲敵人所察覺的——一種特殊的文字體式——來作戰。他的敵人多着：有紅蘿蔔，鸚哥兒，拉塊司令，新舊財神爺，流氓尼德………等，他一一都爲他們畫了像，他是善於畫「狗像」的。
   他曾經要張天翼不去「畫鬼」而去「畫狗」，秋白同志自己就是「畫狗」的能手，在他的筆鋒下，這些大大小小一羣的狗，都先後現出了原形：紅蘿蔔「外面的皮是紅的，裏面的肉是白的」，鸚哥兒不僅「學嘴學古」，還「學會救火」，拉塊司令的「新英雄」「戴着黑眼鏡坐堂審犯」，財神爺們「互相勾結，互相排擠，這些講和，那些又吵架，」至於流氓尼德，却會要各種「流氓手段」「一會賭，二會打，三會騙，會嚇，會無賴，四還會罰咒」，為什麽他們這些東西，都是大大小小一羣的「狗」呢？秋白同志的答覆是：中國是實行「狗道主義的國家」。
   秋白同志不惟善於寫雜文，而且有時還從事於通俗文學的寫作。雖然這些作品留存下來的很少，但僅就這些為數很少的作品來看，已可以窺見他的卓越底創作天才。當「一二八」事變後他曾作「東洋人出兵」一首長歌，用普通話和上海話寫了兩種風行一時。現在的有「英雄巧計獻上海」，和「江北人拆拚頭」兩種，都是用說書形式來暴露「一二八」上海戰爭時國民黨的將軍們不戰而退出淞滬的故事，也是用普通話□的。
   秋白同志素來主張文學的大眾化，而就現在保存的他的作品來看，正是實踐着這種主張的。他的通俗作品，除了上面所說的兩種外，據目錄所記，還有「五月調」，「上海打仗景緻」，「可惡的××」，數種。現在都散失了，連「東洋人出兵」，這篇有名的唱本，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眞是非常值得可惜的事。此外一定想還有不少作品在遺漏和散失中，聽說秋白全集，不久將出版，不知是否可都收了進去？
   根據上面所敘述七，秋白同志對於中國
   近代文學的貢獻，可以說是非常巨大的。他富於文學的天才，擅長理論的修養，精通各種語言文字，其博學多能，實在是接觸到各個方面。在其短促的一生中，除度着極緊張的政治生活外，僅有的剩餘精力，都放在中國新文學的建設上面。
   秋白同志在文藝工作上的成就，與他的成爲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是分不開的。由於他對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無限忠誠，使他感到黨的文學事業的非常重要。當無產階級正和敵人作激烈鬥爭的時候，文學不能不是革命鬥爭的有力武器。他可以鞏固自己的鬥爭意志，啓發羣眾的政治覺悟性，並且用這來敎育自己，與引導人們向前進。文學旣有這樣的重要作用，作爲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怎能放棄不管呢？秋白同志的一生，不但在政治生活上，和敵人作着頑强的鬥爭。即在文藝工作上，也可以看出是在緊張着全副精力，來與敵人作戰到底的。他一面與敵人鬥爭，一面又注意於新文學的建設。可惜殘害於敵人之手，賚志以歿，未能發揮其驚人的創造天才，這不能說不是黨的無可補償的損失。我們紀念秋白，要為其末竟事業而繼續努力！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