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八日）夜經過華光巷口，見華光廟內香燭輝煌，「朱天菩薩」座前有一桌老佛婆在唸經。我記赶明天是陰歷的四月二十四，是杭俗相傳的「朱天誕」。所謂「朱天菩薩」原來就是明末的崇禎皇帝。甲申三月十九日在煤山上吊的消息，於四月二十四日才傳到杭州。在滿淸那不自由的時代，人民要公開紀念這位「亡國之君」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僞造出這位朱天君出來，朱由一校（崇禎名）於是變成了菩薩，坐進杭州許多寺廟裏—，他死訊傳到之日，乃一變而為他的生辰了。
   關於崇禎皇帝，近人已經有過不少批判。一掃以往對這位自稱「朕非亡國之君」的盲目尊崇，這是很正確的。但，激起當時農民革命，予外族以可乘之機，這一切責任不應以他一個人去負：而應由以崇禎爲首，包括皇族、官僚、地主三個階級的這一集團共同去負。
   當時皇族幾乎直接佔有在長汀以北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必去列舉這些藩王們是怎樣地剝削、驅使農民，只消一看福王被俘後遭起義軍烹食的情形，便可證明農民對皇族是如何的憎恨！另外一個好例子是蜀王，檢查「中國書史」蜀府大刻其講究飲茶的書籍的年代，和明末的歷史一比較，那正是山、陜、及四川各地大鬧荒年，「父子相食」的年代。後來，當張獻忠攻下重慶，直取成都之際，朱家的奴才們要蜀王出點錢支付軍餉，修繕城防，雖然他金銀滿庫，糧積如山，然而一毛不拔。把金銀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的，何止蜀王一人！崇禎幾次下令搜刮民財，到處借錢，一股窮相，但後來李自成從宮中用驢馬運到陝西去的金銀，途中數日不絕。
   官僚們作惡的一個標準例子是逼李自成上山。李自成原來娶過一個姓韓的女人，韓氏和衙役通姦，李一怒之下當場將兩人雙雙在床中殺死。鬧出了人命官司後，李自成以四十兩銀子賄賂縣官，縣官受了贓銀仍判了他的刑。李一怒之下，殺了縣官，「上山」去也。官員對人民是如此；皇帝對官員也是如此。稍不如意，起碼便是一廷杖」，除去紗帽，蒙上袋皮，當衆脫下褲子，將屁股打得皮開肉綻。崇禎愛重用周延儒一類善拍馬屁，善於剝削人民的貪官，以致當時正派一點的人吃不消廷杖及比這更兇的刑罰，只有緘口不言，或引退，或投奔義軍去了。
   談到地主，明末是個土地高度集中的時代。除了江北以外，江南的情形也是一樣。比崇禎時代略前的以書法著名的董其昌，就是一位地主兼惡霸，結果激起了「民變」，房屋財產搗毁一空。又如評定「唐宋八大家」文選的茅鹿門，他就縱容兒子橫行鄉里，强姦勒索，無所不爲。以讀過「聖賢之書」的文人，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想像；地主中的「前輩」如此，後於董、茅的亦可以想像。
   皇族、官僚、地主相互爲虐的結果是他們自食惡果。而其首腦崇禎上吊煤山實在也是罪有應得。
   不過，由於李自成沒有把事業做好，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人民乃把「朱天君」作爲民族意識的象徵。對崇禎皇帝加以頂禮膜拜，原不是為紀念這位暴君的；透過泥塑木雕的偶像背後，那正是我們民族不屈服於異族的偉大精神。在滿清時代，每年陰歷四月二十三、四、五三天爲「朱天君」做壽，意義是重大的。但滿清推翻後，這舉動實已成爲多餘的了。今天人民已經翻了身，去紀念這位我們三百年前的這位人民之敵，眞可說是「倒行逆施」。
   以一個昏君，坐享三百餘年香火，實在是便宜了他。以後，杭州人實不應再繼續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