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詩人，同是因貶官來杭，同是在西湖中築了一條堤，以蘇東坡和白居易比較，我覺得白居易是還値得紀念的。
   以兩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而說，實在也是差不多的，唐朝貞元、長慶之間和北宋神宗之際，同是土地集中人民生活極度艱苦，國是日非的時代。作爲智識份子的蘇東坡，在這種時代中不過是縱情聲色酒肉，放浪形骸之外，最多祇是發一點思古之幽情，悲歌「浪滔盡千古風流人物」而已；對於人民的死活，似乎並無動於中，反而主張人間有貧富的距離才是合乎「天理」。像東坡這類人，實在可說是剝削階級的標準文人。而白居易却截然不同，他用他的筆，寫出了人民想說的話，「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他可說是一個頗具革命性的歌手。他的詩作得老嫗能解，其原因乃是由於他深知人民的痛苦，人民的痛苦必須要用民間或接近民間的語言來表達，才會眞切。讀他的秦中吟」…「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府門，繪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尊壘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體深色花，十戶人家賦！」以及「賣炭翁」的「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等等詩句，可知白居易和勞動者的呼吸是脈搏相通的。另外，我們如再讀他的「新豐折臂翁」，更可知這位詩人還具有反侵略戰爭的思想。其實蘇東坡也何嘗不可做同樣的詩，但是階級成份限制了他。！！蘇東坡是四川的地主，而白居易則是下邽縣的貧家兒。
   因階級成份不同，他倆作風的差別不僅表現在詩上，也表現在修築西湖的兩條堤上。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他的修湖是爲了水利的目的。在修築堤岸，决湖水以灌農田之先，他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這祗消看他的自述「俗云：「决湖水不利錢唐縣』，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雲龍無託，或云茭菱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孰急？茭菱與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當時杭州人的飲水都仗六井）。不知湖底高、井管低，………乃以六井爲患，謬矣！」便可知道他是不顧城裏少數人反對，而爲廣大的鄉下農民着想的一個好官。假使蘇東坡處身於這種爭論的場合，一定祗會向城裏人屈服，「白堤」也修築不起來了。
   如果以遊湖的方式看起來，白、蘇兩人也有很大的不同。白居易「在杭六百日，入山（天竺靈隱）十二回。」較之蘇東坡的放遊無度有小大巫之別。前文中已寫過東坡遊湖的闊綽，而白居易遊湖，祗是「綠蔭藤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便顯得冷落多了。——蘇東坡的遊湖可說是地主官僚式的；白居易則是小資產階級式的。
   不僅在遊湖方式上，即使在他的一生中，也處處表現白居易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早年學杜甫，做詩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但沒有勇氣像黄巢一般的起來行動。（黃巢也是個考過進士的智識份子）。貶到杭州以後，他和他最親密的朋友。早年主張實行土改（均田）的詩人、浙東觀察使元禛，兩人都逐漸喪失了早年那種「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的革命性，而以越中和西湖的風景互誇，大做其風景詩；這以後，他更墮落了，在洛陽買房子、蓋花園，摟着櫻桃、樊素歌舞飲酒，「栖心釋梵，浪跡老莊」，做他的「香山居士」去了。厭惡統治階級，同情人民，却又不敢去改變現狀，乃置身物外，自享其樂，這和蘇東坡的爲享樂而享樂雖有本質上的不同，但却實足表現了白居易具有小資產階級的輭弱性。
   湖濱原有個「三賢祠」，其中兩個就是白居易和蘇東坡，這兩人表面上看去似乎可以並列，但仔細分析一下，叫這兩個人坐在一起，說句笑話，他們是會吵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