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步的作家與記者史沫特萊女士，在她長久居留我國的十四年間，不僅以生動的文筆撰寫了很多有關我國人民鬥爭的書籍，並且曾積極地參加我國人民革命的活動，從對付白色恐怖的鬥爭，到幫助我們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她始終是個忠勇的戰士，我們人民最好的朋友。在她受到美帝的迫害，流亡到英國而在長期的病困下離去了人世，眞使我們感到極度的難受，遙爲這位國際的戰友致深重的悼念！
   史沫特萊女士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德國弗朗克孚報駐華記者的身份來至我國。因爲她是一位外國人，利用她的方便，對於我國人民革命的工作做了許多有益的服務。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魯迅先生的五十壽辰，在上海的他的朋友們，就在十七日那天，在法租界的荷蘭西菜室租了一個會場來為他祝壽。在那時候，要有這樣的一個半公開性質的集會是不可能的，即可能亦非常危險的。所以當時的靑年作家們，是請托了史女士去租到這個會場的。那天下午在那裏舉行茶會，並吃一頓晚餐。魯迅先生很高興的去參加，來致敬的不下二百人，而且其中有許多，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他們的腦袋都難保。可是二百個人來了，並沒有一個偵探知道。史女士也極其高興的參加了那祝會，事後在一篇紀念文字中寫道：
   「我是外國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來請我的客。不過等到客人都來齊了，那外國飯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國人，又大多是貧窮的，並且中國的侍者們也要聽到我們的談話和演說，於是就要發生危險了。
   「我看着那外國店主在房間不住走動着，親身照料着一切。每一回那個侍者走出房去的時候，我都注視着，傾聽着，留心着他是否去打電話給警察。因爲當時在場諸人的演說，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是大可以引得他們帶着機關鎗和捕人車而來的。並非那些演說是「狂妄的」或是「凶險的」。不，他們不過是談着近代的思想，談着中國的解放，談着敎育文化團體的組織，談着魯迅的領導的必要。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聽見魯迅演說。我的耳朶一面側向外面的街道，期待着警察的捕人車的可能的隆隆聲的到來，一面却仍傾聽着一個譯人替他譯出來的話。不久之後，我就忘記了捕人車快要到來的一件事了。因爲魯迅正在那裏講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個平靜而威嚴的形象，從容而平靜地說着話，說得所有的侍者都靜聽着他的每一個字，有時竟至客人也忘記伺候了。」
   其次，我們要提到的是，當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夜裏，在上海被捕的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白莽、嶺梅等遭慘殺以後，魯迅先生就寫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對於屠伯們提出激烈的抗爭。這篇文字託史沫特萊女士譯成了英文寄到美國的「新羣衆」上去發表（是登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號上的，同時登出了死難者的照片），使舉世的正義人士都爲此而激憤抗議，就此剝下了蔣匪幇的僞善的宜傳面具！
   當一九三五年冬，紅軍完成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史沫特萊女士也間關進入陝北蘇區，她居留陜北期中，曾經担任過一個時間的魯迅圖書館主任。抗戰發生後，她隨軍往來於晉冀邊區□又渡江遍歷大別山戰區，為八路軍和新四軍作醫藥的服務同時打着打字機不斷作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報道。她赤了脚，着草鞋，和中國的軍隊一道前進親眼目睹了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抗帝奮鬥。
   因爲這種原故，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將她的名字列在暗殺的黑單上。
   對於這位眞實的戰友，我們想到時，她就活在我們的心上。我們憤怒，憤怒美帝對她的迫害。我們也高興，高興中國的人民不負她所望，推翻了帝國主義與匪幇的統治，從此站了起來了。
   史沫特萊女士今年五十六歲。一生之中有二十三年住在外國，而有十四年是在我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