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工商業的困難，雖然範圍相當普遍，然而各地的困難程度是極不一致的。一般地說，大城市的困難高過於小城市。如果深入地分析，則凡是這個城市，它週圍的農村是經過了土改的區域，那末它所感到的困難比較輕，反過來新區的城市的工商業困難比較來得重，這從京、津兩地與上海、杭州比較上，老區的若干城市與新區的若干城市的比較上，尤其關內與關外的比較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如北京、天津固然有一部分工廠商店關閉歇業，但也有不少的工廠商店在三月份甚至四月上旬新開，而且天津三月份新開的工廠，資本比以前增大。這和上海、杭州的情形有顯著的不同。至於東北，那末今天關內各都市所遭遇着的私營工商業的困難，在東北完全不存在，可見經過土改而且沒有戰事的區域，確是另有一番景象的。
   一部分工商業，在解放以後，沒有眞正轉變方向做到爲農村爲廣大，民而服務。由於轉向轉業的困難，他們一直還停留在適應舊社會需要的階段上，時間拖得愈長，虧累也就愈重，所以遇到物價穩步下降，經濟日趨正常，投機完全消滅的時候，這類工商業就感到無法支持。
   因此，我希望工商業者，要了解只有把自己事業面對農村，走向內地，爲農民大眾切切實實的服務，爭取這個全國第一個大主顧，他的事業方可以得到無限的發展。今後有些工廠如不就原料就產區，是不容易存在的。去年天津開了一次工業展覽會，發動了上千的農民中的生產英雄、勞動模範來進城參觀，這些農民對於天津工業生產品，提出了很多的意見，使天津的工商業者，不但知道了農民需要什麽，而且知道了土改後的農民，當商品適合他們需要時，他們是有相當購買力的。據估計一九四九年華北農民所賣出來的山貨、水菓、鷄蛋三種東西的所得，平均每人達十斤小米，單拿這一項來講，就是一分不可輕視的購買力。在這次各地工商業困難中，京津兩地不但沒有上海、杭州這樣困難，而且在困難中還有新生。這一方面基本上固然因爲週圍都是老區，但是京津一部分工商業者，已懂得面對農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