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刋上有人談岳飛之死，使我想起葬在西湖赤山埠附近的于謙。前人曾有評論，假如沒有于謙，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南渡的局面在明代是不可避免的。把一切功績歸於一個『英雄』之身，忽視了他的羣衆基礎，不免落入唯心論者的圈套；但，我們如以新的眼光去看，于謙這個人在我們民族史上，仍然有他一定的地位的。
   正統皇帝朱祁鎭信任太監王振這一幇人的結果，演出『土木堡』之變，自己做了北虜也先的俘虜。祁鎭的阿弟祁鈺（郕王）乃一躍而登寶座（景泰）。這時也先已經打到現在河北的易縣，將進攻北京。朱家朝廷議論洶洶，主和派的馬順（太監，王振同黨）、徐珵（侍講）等主張遷都南京；皇太后則主張搜刮財寶去取贖大兒子；朱祁鈺則想保持帝位，相當信任主戰派的兵部尙書于謙，但猶豫不决。議論未定之時，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于謙這一主張，得到司禮太監金瑛的全力支持，僞造聖旨說：『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固守之議，至此始决。朱明沒有南渡，最後還擊敗了也先，把朱祁鎭要了回來，于謙一疏是有些作用的
   但，當時的主和派及皇太后難道竟怕一個出身書生的于謙嗎？朱祁鈺遷了都也還可做皇帝的呀爲什麽硬要聽于謙的話處身危城抗敵呢？這裏且舉出一事爲例：當時朝廷决定放棄宣府，調該地駐兵入衛北京。都御史羅亨信坐在宣府城門口，下令道：『敢有出城者手斬之。』北京北面的『鎖鑰』——宣府因此得以保全『城中老稚權呼曰：吾屬生矣！』由這裏可見人民是一致要求抗戰的。遇敵逃走，人民必遭蹂躪，必然反對；堅守不去，必獲人民擁護。總兵官郭登能堅守大同，卒以八百騎敗虜數千人奪回人口牛馬以萬計，也還不是受了人民支持的緣故！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帶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逃到長江以南，在皇家而說，當然是策之上者。但他們有所恐懼，恐懼那廣大的羣衆起來誓死反對。而于謙，他的主戰正符合了人民的要求。皇太后、朱祁鈺、馬順等等並不是懼怕于謙的亢直，而是怕站在于謙背後高呼抗敵的人民！
   于謙一派人抗敵獲勝，鞏固了附和抗戰的朱祁鈺的帝位；使做過俘虜的朱祁鎭困居南宮。祁鎭當然恨于謙入骨。所以景泰八年祁鈺病重，祁鎭入宮奪回帝位後，即日下令逮捕于謙等人；到第六天即加以殺害。
   但就這一點來說明于謙之死，仍是不够完全的。
   朱祀鎭所信任的是司禮太監王振這一流人。王振被朱祁鈺抄家時，竟有金銀六十餘庫、玉盤一百面、六七尺高珊瑚二十餘株，其他家產無算。王振不過是祁鎭的一名助手，可知朱祁鎭是個專事剝削、貪婪無厭的皇帝。而朱祁鈺呢？他所信任的是于謙，太監阮安、金瑛這一派人。于謙不置田產，「居止朝房，食無重味』，死後寒素如書生；阢安也可說是一個好太監着他修理城池，不但不貪汚，反將皇帝平日給他的錢賞給民工。朱祁鎭在位到處鬧災荒未聞救濟；祁鈺在位時則屢次開倉救荒。但，祁鈺並不是怎樣了不起的賢君，不過以他們兩兄弟比較起來，祁鈺是剝削方式較好罷了。以他爲中心，以于謙爲骨幹的這一派人，是比較開明』的。明乎此，乃可以斷論朱祁鎭一復位爲什麽急于就要殺戳于謙諸人。蓋這批人一日不除，剝削人民時將礙手礙脚也。
   以岳飛來比，于謙似乎要比他略勝一籌。這不僅是因為岳飛功敗垂成，而于謙抗敵獲勝；還因爲于謙在那封建時代中，對於主子的好壞還有所選擇，而岳飛則一味服從。——雖然他們兩人都是爲效忠主子而喪生的奴才。（附註：本文所引資料，均從陳建：『皇明從信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