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舊劇的人常常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中國舞台無悲劇」。任何劇本，總是演盡離合悲歡，然後來一個大團圓。有人因此疑心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情感脆弱的，連眼淚的打擊也受不起。但誰使我們變得如此『脆弱』呢？這責任不在關漢卿、馬東籬，而是在歷來的統治階級。統治者是把戲劇解釋爲『高台敎化』，用以彌補他們所訂的『法律』之不足的。你受迫害，遭寃屈，但是不必反抗，也無須申雪，你不見『六月雪」，『九更天』麽？只要你『安份』，終有一
   對於『販馬記』，也就有這樣的感覺。
   李奇出外販馬，他的女兒桂枝兒子保童，因不堪後母虐待，雙雙逃走，後來李奇回家，也遭受繼室陷害，以逼姦婢女春花致死，判了死罪，關在褒城縣監牢。這本來是一齣大悲劇，但最後變成大喜劇，桂枝作了褒城縣縣官的太太，保童更當了『按院大人」，李奇的寃獄，不但得以昭雪而且立刻成了老封天會『大團圓」的。翁，可謂達到『高度』的『大團圓』，觀衆也『皆大歡喜」了。
   但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奇想』——正如它的劇名又叫『奇雙會』。在那樣的舊社會，桂枝與保童從家庭逃出來，一個弱女，一個苦兒，那結果，不是凍死，便是餓死。他們忽然『爬上高枝兒」，一個做了官太太，一個當了巡按使，而且又營救了含寃的父親，這些不過是弱者的幻想，用以安慰自己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