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革命初期所處的歷史條件與社會基礎，一方面，革命需要民衆，工業化需要科學，中山先生是追求中國工業化的一個偉大代表，這就需要唯物論，而這也就是中山先生唯物論思想的基礎，另一方面，又由於革命與民衆結合的不够，資產階級工業經濟力量的軟弱，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他還沒有形成普遍的力量，而這些就形成孫中山先生唯心論思想的基礎。因此孫中山先生在處理物質與精神的關係這個哲學上的最高的問題上，旣承認物質與精神的「二者本合爲一」（唯物論思想），又承認精神是獨立於物質之外（唯心論思想）的二元論宇宙觀。
   孫中山先生的二元論宇宙觀，在其他許多認識論問題上亦同樣表現如此。孫中山先生說。「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這種認識論是多少含有某一定發展論成份的認識論。但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又承認「天生之智」，這就是先天論了，這是孫中山先生爲其所代表的階級歷史眼界所限制。孫中山先生將「知易行難」倒轉過來，改成「知難行易」，這是唯物論的思想，表現了這位革命民主派之充分的朝氣與革命的氣概。這點說明了，沒有革命的實踐，就無所謂革命理論。這是孫中山先生無數次的從實踐中得到的經驗和敎訓。但另一方面，他又將人類分爲三等：一種是先知先覺，一種是後知後覺，一種是不知不覺。而這「不知不覺」就是指的革命羣眾，並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正是唯心論的思想，我們知道，按照唯物論觀點的解釋，理論是從革命實踐中產生的，革命羣眾乃是知的創造的源泉，而孫中山先生這種「先知先覺」「不知不覺」學說，正是與此相反，知的創造是和行的發展沒有關聯的，革命羣眾不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這正代表孫中山先生那一個階級的成見，而把勞心與勞力的分工認為是天經地義一成不變。
   從對於自然界的了解進到對於社會歷史的了解，孫中山先生的見解同樣是二元論的，一方面說：「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廪實而知榮辱，實□發運，民生暢遂，此時則普及敎育乃可實行矣」，承認物質生活是根本，而禮義是被物質生活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把人認爲「心之器」，而沒有把人當成歷史的人，社會生活的人，社會生產關係的人，這完全是唯心論。將秦漢以來中國眞實生活的歷史當成「知易行難」學說的歷史，把二千年歷史停滯的原因，看成由於知易行難的學說「中於人心」的結果，這是把眞實生活的歷史顚倒過來了。最後的結果必然落到唯心論的泥沼中「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
   一般說來，在中山先生宇宙觀各方面二元論的性質中，關於自然界問題的了解，其唯物論思想分量就較重些，至於對社會歷史問題的了解，其唯心論的思想分量則又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