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値得想一想，以便我們能够理解蘇聯文學是處在怎樣一種原則上不同的、莊嚴而重要的地位。在那裏，一部份爲了人民利益，給人民而寫成的著作，與人民相見後，就享有最優惠的條件，這些條件是□骯髒的金錢的算盤，偵探的□法以及反動的出版公司的壟斷壓迫沒有絲毫關係的。
   蘇維埃社會中作家的地位——就是負有敎育自己讀者首先是敎育靑年的使命的這樣個人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爲不管是怎樣的一種庸俗的文學，在我們這兒是根本不能存在的。我們竭力使全體人民，使一切人們自靑年時候起就得到正確的、良好的、灌輸忠實於最高尙的理想的一種敎育。所以我們認為在我們這裏有權存在的只有那種敎育人民爲這種崇高的理想服務的文學；而不是任何別的文學。
   當然，我們有才智高些的作家，也有才智低的作家，有成功作品，也有作者認爲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我們沒有也不可能有以創作低級庸俗文學為自己聞名目的的庸俗的作家。這就是說，我們正好沒有那些作家，他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假如不是更多的話）是使人民愚蠢，是毒害人民的意識的；而充滿了美國的書肆的，就正是他們的這些作品。
   因此，蘇聯作家不是依靠反動派和資本家人工造成的書肆的需要；在我們國家裏，他以人民眞正的文化要求爲依歸。正是這種從屬性取消了庸俗文學在我們這兒存在的可能性。
   依從人民利
   益的形式
   現在我還想講講文學對於人民利益依從的一種形式。文學的民族性和羣眾性以及它在全體人民中傳播的這個事實本身，就反映在美學的文學的特點中。這種文學的羣衆性，無條件地把新的美學標準帶到文學本身裏來，使得應得這些的作家重新審查許許多多舊的美學範疇裏的東西。
   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一部維護人民利益的著作，享有獲得廣大的讀者羣眾的客觀可能性。
   在書籍是寫給全社會，並在原則上、思想上能為全社會所閱讀的條件下，這本書的通俗性本身不就是一種藝術的標準嗎，創作一部藝術的作品——長篇小說、中篇小說、詩——而這些作品能在同一程度上感動我們社會中受過高等敎育的一部分成員——大學敎授，和我們社會上的另一部分成員——中學畢業的工廠裏的鏇工。——創作出這些著作的能力不就是僅表現出作家的思想上的成就，而且也表現出他在藝術上的成就嗎？
   因此，當我們根據這一點來批評爲廣大的蘇聯讀者羣所看不懂的作品時，我們不僅從這些作品思想上的缺點，而且也從藝術上的優劣來評論它們。因爲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只有那些旣爲廣大羣眾所喜見樂聞而同時又使最有教養的並最有文化的知識界代表們也同樣感到興趣的作品，才是最高藝術技巧的範例。
   我們的讀者從小到老都受着我們的文學的教育和影響，可是這種情形同樣反過來也影響文學本身。在我們這兒，不光是作家影響讀者，而且是革命後三十年來已經對文學有了嶄新的要求的讀者，以這些要求，以他們對文學的態度積極地影響着作家。
   作家，常常是個旅行者；著作，則常常是他一生旅行的成果。但旅行的成果的好壞却不看旅行的性質來决定。
   怎樣的人才是旅行者呢？按照庫克公司的路程表環繞全球，下遊覽船，改乘特等火車，從特等火車的包廂到公共汽車，從公共汽車到旅館，又從旅館到另一艘遊覽船的艙房的，這樣的人就算是旅行者嗎？
   還是第一次穿過沒有開墾過的土地，填滿地圖上的白點的人才算旅行者呢？
   我以爲很難在這兩種旅行者與這兩種旅行之間劃上一個等號。
   （續十一日本報第一版劃角、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