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電覆陶峙岳鮑爾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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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10012144
颗粒名称: 張治中電覆陶峙岳鮑爾漢
并列题名: 檢討自己在西北的功過 勉勵起義人員爭取新生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49年9月29日,張治中將軍於電覆陶峙岳鮑爾漢先生稱,反省他的种种错误。
关键词: 張治中 錯誤 缺點

内容

(新華社北京廿九日電)張治中將軍於本日電覆陶峙岳鮑爾漢先生稱:
   廸化陶峙岳將軍、鮑爾漢先生:
   有電誦悉,你們已於本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後宣佈和廣州反動政府斷絕關係,願意接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領導,我很感欣慰。毛主席朱總司令已有復電贊許。我想,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對你們毅然率部起義這一光榮的行動,必表示熱烈歡迎。不過你們來電說到由於我的賢明領導的話,「賢明」兩字我受之有愧,已經刪去了。其他類似性質的詞句,也酌予删節
   這幾個月來,我完全在閉門思過——過去三十年來的種種錯誤,我深切感到最近三年在主持西北四省學政,尤其是新疆車政這一歷程中,實在是過多於功,最多功過相抵。就如在好的方面,似乎有:一、在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錯誤的統治政策——征服、壓迫、剝削——下面,新疆各民族人民完全喪失了自由平等的權利,政治上毫無地位。我到新以後,一本民族平等的原則,根據和平協定,改組省政府,成立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聯合政府。實行省縣參議員、專員、縣長民選。省縣各級公務人員一律改由本地各民族人士接充。有過去「大漢族主義」一切由漢人包辦了的現象,均已逐漸消除。各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確已得到空前的轉變。二、中蘇親善是我生平一貫的主張,可是南京政府是反蘇的,省內保守力量是反蘇的,在內外夾攻的矛盾中,我還是力排萬難堅持親蘇政策。這是新省和平安定的主要保證,關係最大。三、新疆原是一個貧瘠的省份,再加過去統治階級的多種剝削,人民生活甚苦,我到新以後,首先着眼在減輕人民的負担,免捐減稅,不遺餘力;徵兵徵糧迄未舉辦;軍隊粮餉被服,大部配給中央,卽有必需取給地方時,一定按値付欵。這一政策是內地任何省份所辦不到的。四、根據歷史的分析,我深深地體認到歷代對新省政策的錯誤,和少數漢人在新省種下的罪惡,省內外少數民族的反抗和革命活動是應該的,所以我抱定「我到新疆來是爲糾止歷史的錯誤,償還歷史的罪債」。基於這種我認爲是正確的、純潔的認識,所以始終採取忍耐和寬大的態度,對於一切糾紛,無不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雖然我因此備受在新漢人,特別是在南京和在新許多黨政軍幹部的責難,被認爲「太軟弱」,「這樣下去,必送掉新疆」,而我還是堅持這一和平政策,不稍動搖。這是似乎需要相當的容量和定見的。
   至於缺點方面說來甚多,最少有如下各點:一、對保守分子的優容。爲了「加强民族團結」,我曾經企圖使急進分子和保守分子携手。我勸吿急進分子,特別是伊方的前進分子,認爲所謂民主政治,主要的特徵是能容許反對派的存在,看不淸前進力量與落後力量的分野,反而增加省內情况的不安。這固然也是受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和國民黨政權本質這一基本的限制,而現在看來,完全是錯誤的。二、在我堅辭省主席兼職推舉維族的麥斯武德繼任時,我的理由是:第一,漢人在省內是少數民族,我不應久兼主席。第二,維吾爾族是省內多數民族,應該由維族中能得中央通過的人當主席,而當時只有麥斯武德氏才合選。此外我還存着一種近於負氣的心理,我認爲省內兩派鬥爭,我常被兩方尤其是伊方所誤解,轉而拿我做攻擊的目標,我厭倦了,只有斷然退出,讓他們自己去幹吧!這一念之差,使保守一派的力量格外抬頭,也加深了維族內部的矛盾。三,對於新省人民的痛苦,雖然如上所述從消極方面予以減輕,但是對積極方面促進經濟建設的工作,從基本上改善並提高人民生活的工作,顯然地做得不够,甚至雖有計劃而根本沒有做,這固然是有許多客觀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認主觀上努力的不够。四、促進中蘇親善固然是旣定政策,而且已經盡力在做,但是各族中的保守分子,仍然存在着懼蘇反蘇的意識,而且常常反映於言論行動上,我們雖然隨時予以糾正,但反蘇事件層出不已,尤其在喀什方面。這是我深引爲遺憾的。
   以上是我主持新疆軍政三年的目我批評,你們過去和我具有同一的立場和觀點,所以特別提供你們參證和反省。今後對於我們的缺點如何澈底地改正過來,特別是過去民族的內部紛爭所採取自以爲公正超然態度,其實包含着一種偏向;在今天有來,顯然走的是中間路線,和八民民主專政的觀點是不能符合,應該予以拋棄。其他一切的舊意識,舊觀點,舊作風,都應該同時拋棄,堅決地誠實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加緊學習,努力改造,改造目己,幷改造部隊全體官兵和全體公敎人員;搞過思想,爭取新生。我對於你們這一次九榮起義,無以為賀,特以互勉之意,作爲你們新生的敬禮!

知识出处

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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