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靑年週刊社編）每逢星期二出版（
   我們爲什麽要「一邊倒」？我認爲這個問題應從兩方面去看：第一、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點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過了。十月革命以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自此以後就走入了總危機、總崩潰的時代，世界各國人民的一切鬥爭都成為促成帝國主義死亡的力量，因此各民族的反帝鬥爭，就已不是單純的一個民族的鬥爭，而是屬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記得「二七」以後，列寧就在一個文件中說：「中國工人階級已走向世界革命的政治舞台。」
   中國革命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無論它是農民運動也好（如太平天國），或是反帝運動也好（如義和團），甚或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也好（如辛亥革命）等等，它們都是在走着彎曲的道路，結果，都是遭到失敗，甚至連孫中山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而在十月革命以後，改變他的革命路線，實行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革命政策。
   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中國革命指出了新的方向，和勝利的道路，毛主席在寫給蘇聯「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紀念專號的論文所說：「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鬥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援助。」因此中國革命也只有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才出現了光明的遠景，才一步步走向了勝利。因此中國革命若僅僅只有中國人民自己的主觀上的努力，而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尤其是聯共革命的一切寳貴經驗，以及十月革命所指示給我們的道路，還有蘇聯人民以及世界無產階級的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成功還要經更困難曲折的道路，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們要從中蘇兩國友好邦交的整個歷史上去看。在中國的外交史上，頭一個以平等互惠對待中國的便是蘇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首先廢除了帝俄時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交還租界，取消一切在華特權，共管中東路，退還庚子賠欸，作為中國文化敎育事業的基金。民國八、九年一連兩次作如是的聲明；民國十八年，又派代表加拉罕來華，訂立平等互惠條約（天津條約，奉天條約），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個對外的平等條約，這無形中對一切帝國主義給了一個嚴重的打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熱潮。一九二四年又派代表越飛、鮑羅廷等來華，具體幫助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第一個援助中國主持正義的是蘇聯，在蘇聯國內各報紙都以大字頭條新聞刊登五卅運動的經過，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並且在莫斯科有五十萬人的大集會遊行，主張援助中國，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蘇聯工人並且自動捐出一部份工資，援助中國工人抵抗帝國主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蘇聯以大批軍火由廣州運華，幫助中國革命，而日美等帝國主義，則賣軍火給中國軍閥，助長內戰。北伐革命是由蘇聯的援助和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才獲得勝利進展的。「九一八」時日本侵佔東北，在國際上首先主張制裁日本的也是蘇聯，就連反動派頭子蔣介石、王柏齡在他們自己著的書籍中，也不得不這樣寫：「「九一八」時，日本侵佔東北，只有蘇聯，始終是最堅决的主張制裁日本。」
   「七七」事變後，中國全面抗戰以後，首先與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也是蘇聯，並以軍火源源輸華，幫助抗戰，在一九四〇年十月，英國觀察報刊載：「蘇聯對中國的貸款，爲數已達四萬五千萬美元。」蘇聯經常保持以五百架飛機援華數目，壞一架補一架，而在建設方面，幫助中國各項工業原料，並且派技術人員來華，參加後方建設工作。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中，美英帝國主義，乃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並且暗中以軍火幫助日本，蘇聯對中國的一切援助，完全是友誼的出於眞誠的國際主義，及崇高的道義精神。在東北蘇聯又牽制了百餘萬精銳的日本關東軍，不敢進關，而在戰勝德寇以後，立即出兵東北，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幫助中國人民迅速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而在三年來的人民解放戰爭中，蘇聯更給中國革命以正義的聲援，在蘇聯的報章雜誌與無線電廣播中經常揭露美國侵華活動，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陰謀。鼓舞中國人民的勝利信心，所以無論美帝與國民黨反動派，怎樣進行反蘇宣傳，中國廣大人民還是與蘇聯保持着親密的友誼。
   這一切事實不都證明了我們必須「一邊倒」嗎？歷史敎育了中國人民，清楚地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一切反對我們一邊倒的僞裝「中立」派，實際上早已倒在帝國主義一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