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做了一篇小說，叫「孔乙己」。把蠶豆與孩子們吃，快吃光了，他急忙說道：
   「多乎哉不多也！」
   週圍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孔乙己是一個歡喜咬文嚼字的人，大家所以笑他，有些知識分子正就犯了這樣的毛病。雖然不像孔乙己那樣「之乎者也矣焉哉」，却也有點拿腔做勢，還加了不少洋文的味兒，大家說的叫「歐化」。總之；叫工農兵看了，就被嚇唬住了。
   毛澤東同志在「反黨八股」時說：
   人民語言是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種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時，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的，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等，像癟二樣，很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
   「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眾的語言，要用功學習。如果我們不能學習羣眾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眾。……」
   當然，語言的發展與豐富，要能更好表現我們心理的思想，除了向民間語言學習外，還有侍向古代和外國的有深刻含義的或科學的語言學習，但主要的應多學習民間的語言。特別是我們文藝普及放在第一位。大家要求是：一看就懂，一唸就明白。
   「五四」運動以來，鬧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只弄了個「半吊子」，工農兵還是看不懂聽不懂。一九三二年前後，關於『文藝大眾化」的論爭，到一九三五年關於「大眾語」問題的討論，直至語文改革的拉丁化運動，和抗戰前後關於民族形式的論戰，都要「大眾化」，結果還是「化」不了。魯迅說得好：「由於孤軍作戰，沒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條腿走不成路。」沒把「大眾化」鬧好。在用語上還是拿「小眾化」的白話文來寫文章，寫對白還民間化了一點，寫情寫景還是用工農兵不懂的白話，多是文縐縐的，還帶着很重的洋味。
   人民坐天下，事情就好鬧了。自從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後，大家認眞用人民的語言來做文章。「大衆化」才鬧出點道理來。毛主席自己就做得最好，他的講話和做的文章，都是深入淺出，講的盡是大道理，可是人人都明白。
   所以我們今天寫通訊也好，寫報吿文學和小說或詩歌也好，多拿工農兵自己的口語做底子，如若不重口語的準確性，口語的字眼，口語的文法，口語的腔調，再打着「學生腔」那一套，工農兵看不懂，就非挨駡不可了。
   在工農兵同志寫稿當中，我們則提倡寫話，有啥說啥。可是有的工農同志寫稿却學知識份子想丢丢不掉的「學生腔」，弄得文不文武不武。還叫起苦來了！「文章難寫哩？」眞是吃力不討好！所以我們主張根據說的話來寫。寫不下來的字就問。當然不是沒頭沒腦，顚三倒四，東扯南山，西說海。要有思想，結構抓住中心等。關於這些以後再談。這裏只談用自己的口語來寫，就正如個會說話的人，有條亂，頭頭是道，津津有味，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三句併做一句說。沒有可說的，也不要亂嚷。做文章的道理、也同說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