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看丁玲。
   這位著名的老解放區文藝戰士，給人的最初印象是：和藹、明快、和結實。
   我們是從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談起的。
   丁玲說，一般進步知識分子對這問題了解得很抽象，他們把現實幻想得很美麗，可是眞正和工農兵生活在一塊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不舒服。穿骯髒的衣服，吃蒼蠅爬過的粗飯，住很壞的房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不了這些。工農兵的語言思想，他們不懂，在工作上，不能幫忙別人弄機器、種地、和抗槍，也不能幫忙人家解决實際生活問題。工農大眾是不會來恭維你，不會想法來滿足你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你會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結果就又退囘到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裏去。
   她像說故事似的慢慢地給我們述說她開始到工農兵羣中去的情况，抗戰開始時在延安她做政治處的副主任，每天除了講「黨建」，敎戰士認字外，還要解决許多實際生活問題，比如說這個士兵發了牢騷，那個想家，那兩個吵嘴打了架，戰士的老婆來了要去和她談，沒有理髮匠也要去找。「因為自己對這些不熟悉，一下子不能担負起工作。在生活上，又和大家打不成一片，政治處的團長主任和士兵對我都非常好，但當他們在屋子裏又打又鬧又唱的時候，我一進門，他們就規矩起來了。自己感覺到很無用，不能堅持，只做了一個月，就仍做知識分子的工作去了（指西北戰地服務團）。」她笑着這樣說。
   她翻弄着手裏的記事本，着重地說：「要羣衆了解我們，就要和羣眾生活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和自我鬥爭。和羣衆在一塊你不要把自己當做一個旁觀者，不是單純來搜集寫作材料，更不是來做客人的。」
   她說抗戰時有些人到前方去搜集寫作材料，四處看看，結果看的都是一些表面現象，周圍的人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麽，不能幫助你，只不過成了別人工作上的負担。「照這樣的情形，雖住得很久，也寫不出東西來。」她肯定地說：「我們去工作一定要抱着與羣眾一同做主人的態度。」
   抗戰時，當她到延安一個工廠工作之前，曾問鄧發同志，怎樣才能接近羣衆？鄧說：「把工廠看做自己的家，能做什麽就動手去做，廠裏發生了什麽問題，那就是自己的責任。」
   進了工廠後，每星期的政治報告、時事報告，都去參加，晚會給職工講故事，她本來不會唱歌，但他們要她唱，她就唱，她幫他們工餘排戲、辦壁報，在那裏做一切她所能做的事；這樣工人、職員、廠長都非常願意和她談，家裏出了事，也要她出主意，他們一有錢就來請她吃東西。所以每到發薪的時候，她還得想法躱他們。
   「因爲自己在思想上感情上起了變化，做了一番改造，丢掉了小資產階級的情感，所以工作和生活得很愉快。」
   丁玲越說越興奮，那雙充滿智慧的眼睛閃着喜悅的光。
   她又以她兩次參加土地改革的經驗做例子，說明了在工作中態度不同，結果也就不同。一九四六年她參加涿鹿的土改時，總抱着一種爲寫作的心情，所以村裏的重要事情大半讓別人負責。她比較注意的還是一些人物，一有空，就去找他們談話，去了解那些人物的性格、樣子、心理，但應該更注意的，他們在這個偉大運動中的思想變化，在對每一個政策執行上所反映的心理變化，她覺得自己做得不够。
   她又談到四八年尾到四九年初，她在石家莊附近又做了五個月的土改工作，這一次就不同了，她不是去找寫作材料的。在村裏參加羣眾工作，發動他們、組織他們管自己的事。她和他們談話是想了解村子裏的情况，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所以結果她和村子裏的人成了知心朋友。離開那地方的時候，他們留她，不讓走；並且說：「咱們有吃的你就有得吃，咱們有穿的，你就有得穿。」
   她曾經和工農出身的幹部相處了很久，覺得他們非常可愛，因為他們的感情，全付心意，都放在對革命事業的愛上面，沒有個人得失，直爽而誠懇，有非常好的品質。
   她說有了階級覺悟的農民是偉大的，如同她看見的不少的老太太們受了一輩子苦，土改後將自己的兒子送去參軍，這不是件簡單的事！她並且強調要向羣眾學習，走羣眾路線，她說農民是很有知識的，如同有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土改劃分階級時，還有失錯，把中農劃爲富農，以表示自己的進步。而農民則因為他們了解實際情況，只要把政策向他們詳細講解，他們是會分析的。
   勞動人民有創作天才。他給我們唸了一首詩，這首詩是一位老太太編的：
   「太陽出來紅東東，
   太陽好比毛澤東，
   莊稼沒太陽莫生長，
   人民沒毛主席萬年窮。」
   老太太把人民比做莊稼，說大樹是地主，莊稼被大樹遮住，太陽照不到，所以一定要趕快砍倒大樹，讓莊稼曬太陽。
   談到今後的工作計劃，她說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後，她打算仍囘到工廠或農村去工作。她感慨地說：今後她要多寫、多創作，還願意幫助年靑作家、工農作家寫作。
   這是一位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所走的路，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給我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