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並不是混舊戲班子出身，他其實連一天舊戲班也沒有眞正混過，他是學生出身，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範學校初中畢業。他是新文藝的愛好者，寫過新詩，新小說，着實努力學習過歐化。但是從學校出來以後，他的創作思想變化了，他說要得文藝爲羣眾接受，非通俗化不可。轉變過程是這個樣子的：民國十五年上半年捲在大革命的浪潮裏的山西青年學生，還在唱打到軍閥的歌。不說就明白，山西的軍閥當然就是閻錫山，應該打倒。可是不久變了，閻錫山竟自稱爲「革命軍的第三個總司令」，再也『不是軍閥」了。反囘頭便大捉『反革命」的共產黨。趙樹理不得不跑，第二年終於被捕了，受審，坐牢。出來以後，還是東奔西走，有時就靠寫一點小文章維持生活。在這幾年中他一面和文藝靑年來往，一面和農村老百姓接觸着。他從這兩方面的文化生活的對比上，看出了新文藝還是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而廣大人民呢，和新文藝一點不發生關係，還被製造愚昧的封建迷信武俠淫蕩等等讀物籠罩着。許多文藝作者不屑去理他們，他們也攀不着文藝的門坎。他於是開始提倡給農民寫東西，提倡通俗化。可是沒人響應他也沒人指導他。直到抗戰以後，在共產黨的培養下，他的作品才算是找到了出路，有了出版機會，送到了羣衆手裏。
   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大家都在看，不去講了。他同時又是多才多藝的，能寫字下棋，還會書幾筆山水畫，也能刻圖章，愛好工藝小創造。還能玩把戲，講笑話，只要他在場，管保男女老少通夜不散。他能够接近羣眾，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羣眾一致，也不只是他懂得羣衆最多，這些藝能實在也幫助他不少。有一次我曾經和他一路到過黎城的宋家莊，災荒年間，簡直找不上個吃飯處；恰好磨盤上有人玩樂器，他去了，一個人敲動四五樣傢伙，連打帶唱，霎時聚下半村人，乘機把渡荒自救的道理講演一番，居然說得垂頭喪氣的老百姓眉開眼笑，收下糧票欵了飯，都準備去設法生產。
   趙樹理同志是值得向他學習的。學習他密切聯系羣眾的作風，學習他為羣眾服務的熱忱，學習他那種取得多才多藝的學習趣和他的作品，學習他的精神，學習他對羣眾藝術文章，當然更是應該的事的愛好和對羣眾的活潑風。（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