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我的父母死去了，親戚介紹我到哈市「恩記都一處」學做估衣。那裏連我共有四個學徒。在舊社會裏做學徒就好像童養媳婦一樣。我做了三年苦工，第一年的工價是十八元，第二年是三十二元，第三年是四十元，掌櫃的叫劉豐年，剝削工人有相當的手段。他有一個瞎哥哥，時常打我們，有一次，這瞎小子叫我去給他做什麽，我那時很忙，沒有立刻給他去辦，就被他按倒在地下用脚往下就踹，要不是我躱的快，就被他踹在腦袋上了。掌櫃的呢，就更不用說了。童養媳婦生活過二年，到了三年頭上，掌櫃叫我上機器做褲子、襯衫。當年秋季一天傍晚，我正在機器上做生活，心悶熱起來了，咳嗽不止，吐出一口鮮血，接着一口一口地吐起來，吐了有一小飯碗。我接着又做又吐了一口。在我對面的兩個師兄弟說：「你別做了，休息吧，找個醫生看看吧！」我就不做了。過了三天已不吐了，我又繼續做活。可是我從此得了一個勞累過度的吐血病症。我由吐血起，就不再給掌櫃像以前那樣做活了，他說我「猴拉稀，壞腸子」，三年滿徒，一天也沒有用我，就把我算了帳。沒有吃飯的地方，親戚把我介紹到「慈光」電影院學放映電影，由狼嘴逃到虎口的我，只好又來學習放映電影的技術。我的師父叫朱維鑑是總經理朱安東的姪兒，每天不工作，出去抽大烟、打牌。他沒有錢的時候，我和後來的劉師弟還得借給他。我們那裏有錢呢？在僞康德八年的時候，我們去了伙食每月只得三、四元錢。我連件衣服都沒有穿的，上街去得穿我那個師弟的衣服，那兩年過冬，我沒有穿過棉褲。
   哈市「國泰」、「慈光」，瀋陽市的「天樂」，長春的「國泰」和吉林的「國泰」等電影院都是朱安東的。朱安東這個資本家是怎樣發財的呢？聽老夥說他本是一個放映無聲電影的，不知道怎樣發了一個小財，由開小飯館而修了哈市「新世界」和「國泰」的樓房。在修的中途，錢不够了，他就拉攏修房子的工頭，把房子保上火險。然後自己把那樑柱點着燒掉，保險公司賠他欵以後，他就修起了「新世界」和「國泰」樓房。
   朱安東很會剝削工人，開市的時候到過年不拿錢給夥計開工資。他想出一個搶奪的辦法——給工友們股票。僞康德九年時，他却把「新世界」樓房及東西都賣了，我親眼看到有股票沒有領出錢的人很多。我記得很清楚，我在「慈光」時每個月薪俸二十五元，有一個月吃了二十五元七毛錢伙食，白幹活還得賠出七毛錢，要問世間那有這個道理，舊社會這個道理就有的是。朱安東這小子給工人薪俸及花紅都少，過年給花紅時還得晚兩個月。我在「國泰」犯了吐血，去帳房借錢，朱安東在那邊指着我說：「你們這些小子不應該可憐，學好了，翅膀硬了就想飛。」他對待一些主要職工拉攏說：「你好好幹，將來錯待不了你，過年多給你幾個花紅。」對待不主要的職工是壓迫。你不幹，在舊社會就沒地方吃飯，所以一年一年地被他欺負。僞康德十一年一月，還沒有過舊曆年，我由「國泰」轉到綏化電影院去了。朱安東這小子恨極了我，一年的花紅不給我還不算，就是本月的薪俸也不給我。我只好忍着肚子痛不敢發言。
   過了一年多，就是「八一五」，日本鬼子倒台了，我對國家的事情什麽也不懂。有人問我：「共產黨好還是國民黨好？」我說「管他共產黨國民黨呢，誰來還不是得開機器嗎？」後來，民主政府派來了一個同志，每天給我們上政治課，學習討論，給我們講「工人運動」的事情，我自己也看了一些進步書，我就積極學下去。我的思想也稿通了許多。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我就同那位同志到熱河省一帶工作。到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又吐起血來，我已不能工作，上級照顧我叫我休養，但是這病不是很容易治好的，同時我又想：一個人沒有康健的身體，就沒有了健全的事業。身體是革命的財產呀。所以我向上級要求退伍囘家休養。休養了三個多月，經一個同志介紹到「五常」電影院工作。
   有一次我在修理無線電時候，公安首長××來了，他默默地看着工作，又告訴我蘇聯工人生活怎樣快樂，近來發明許多新東西，科學怎樣進展，並且鼓勵我在技術上努力，希望我研究一點新東西。他對我們這樣的期待，使我决心努力幹下去，不辜負他的希望。
   我現在雖然患着嚴重的病不能到前方去殺敵，但是我一定要在後方盡我的力量，爲電影事業而工作，啟發老鄉的覺悟，敎育他們參加自己的軍隊，打倒南京去，把戰爭罪犯都活抓住，將革命進行至底。我宣誓，爲了實現工人的幸福社會，爲了人民的解放，有一分熱我要發一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