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图书馆

1983年的8月已尽，署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着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与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 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冠华之间，一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我们只想谈 “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我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嘱。即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暂短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我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