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图书馆

父亲去世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展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把父亲的噩耗通知了他。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挺得住。章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 ！他最爱妞妞 ！”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高龄了。我马上来 ！ ”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 ！”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后就回来，要他保重。
  7月2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原定的直飞香港接他回北京的专机改在香港追悼会和遗依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月3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达广州后我心情坏极了。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蔵，得以保留下来。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问題。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豪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 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