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成立于1938年5月7日。早在1936年长春般若寺举办开光和道场时，伪满洲国文教部借机，召集有关官吏12人、僧侣12人、居士8人，召开“佛教恳谈会”。6月16日至17日，又召开“全国佛教座谈会”，座谈内容有四：（一）关于宗教寺庙之概说及布教方法；（二）关于僧侣资格；（三）关于佛教会及居士林现状；（四）关于附带事项（如僧学院、粥场等）。主持会议者提出，成立“满洲国佛教总会”，会址设在“新京”市，“以统辖全国寺院僧人”。1937年10月5日，伪民生部召集各省佛教代表13人，讨论发展佛教和成立总会两大问题。1939年3月，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宗教班、伪民生部、伪治安部，联合召开会议，地点在伪新京大和旅馆（今长春火车站前国际旅行社址）。出席会议者：日本国驻中国东北地区寺庙代表、日本佛教天台宗总务厅秘书、驻长春般若寺和尚都筑玄妙，日本国驻长春般若寺和尚佐筑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宽谛，日本国驻哈尔滨极乐寺和尚今井昭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务），日本国驻营口楞严寺和尚木村，东北地区各寺庙僧人代表。出席会议者约30人。会议主持者是“佛教护法会”会长植田贡太郎。植田贡太郎阐述了会议宗旨，他指出：“只有成立一个满洲国的佛教独立机构，才能把握人心，才有利于日满亲善。”1939年5月26日，正式成立伪满洲国佛教总会，总会设在长春般若寺院内。在总会之下设立支部，出版杂志《梵声》月刊。伪新京特别市支部支部长是般若寺方丈善果和尚。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会长如光和尚，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副会长澍培和尚、井口道雄（日本国驻长春西本愿寺的姬宫和尚）；财务部长滕本（日）；主事天儿昊（日），“间岛”省和尚；总干事智眼和尚，营口楞严寺方丈；职员田代宽谛（日），日本国驻般若寺和尚。职员还有日本人荒井、陶井，中国居士陈耀亭；理事中国居士景印涵。1943年春，伪佛教总会成为社团法人。其内部成立四个机构：即总务部（部长意空，千山大佛寺和尚）；组织部（部长印空，开原县龙潭寺和尚）；教化部（部长景印涵，长春居士）；财务部（部长晦山，黑山县和尚）；《梵声》月刊发行人澍培，编辑傅颂宇。佛教总会辖分会70余个。 伪佛教总会从它成立之日起，便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政府的御用工具，根据日本帝国侵略的需要，披着佛教的外衣，进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长春有几个主要事例。其一，“新京佛教总会支部”，将监狱里的“犯人”当做“讲经”对象，到各监狱中对“犯人”进行“教诲”。伪民生部于1940年通知佛教总会，部署给各分会、支部，在当地监狱中开展“教诲”活动。“新京”监狱，聘请“新京佛教总会支部”支部长善果和尚为“教诲师”，每月到监狱一次至二次，对“犯人”讲经，“教诲”。般若寺戒尘和尚继善果和尚之后，任“新京”监狱的“教诲师”。“教诲”对象分两类，一类是“一般教诲”，听者是已经判决并在监狱里服刑的人，利用佛教强行“教诲”，向这些人渗入“因果的存在”和“世间的幻化”等佛教思想。1943年善果在“新京”平治街分监狱，对“犯人”讲：“人生如梦，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这个国家（伪满洲国）对犯人有多好啊，大家要多做善事，多种福田。”第二类是“特别教诲”，听者是被判处死刑的人，是利用佛教送往生的仪式进行的。这种“特别教诲”都是在执行死刑前，将教诲师接到狱里，教诲师向将走向刑场的人说：“我今天是特意送你往极乐世界去的。” 其二，日本关东军的佛教“宣抚”活动。1938年春，日本关东军对东北长白山区进行军事大扫荡，意在消灭中国抗日联军。与此同时，由伪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负责，召集“道德总会”、“红〓字会”、“大同佛教会”、“普化佛教会”等团体开会，决定由各团体各派出“宣抚员”2人，组成“宣抚班”，随日本关东军去长白山区，向当地中国群众进行“宣抚”，要求群众断绝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和支援。参加受训者60余人，伪佛教总会选定般若寺戒尘、印空两名和尚参加。伪民生部宗教事务官伊藤（日）、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主事天儿昊（日本和尚）等人训话，要求各“宣抚员”到现场后，对群众“宣抚”：搬迁、并屯、不要接济反满抗日份子等等。中国老百姓如若抗拒，立即通报日本关东军。这次大规模的佛教“宣抚”，实际上是配合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扫荡所进行的“攻心”活动。戒尘和尚回到长春后，日本关东军和伪协和会奖给他一座银盾。 其三，在长春般若寺山门外修建“造福观音圣场”。山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长春大街，马路南侧与山门遥对是一片空地。1941年10月13日上午10时，在该地举行“造福观音圣场”奠基式，出席奠基者有伪满洲国中央和地方官吏，日本军政界官吏、吉林省的僧侣、居士等300余人。1942年10月27日，观音像升座，佛身高2.5丈，重160吨，佛坐高3.2丈。1944年9月6日，佛像开光，宣告“圣场”工程造竣。修“造福观音圣场”的发起者和组成的“奉建委员会”，主要成员是伪满洲国佛教总会和伪满洲国政府、伪新京特别市公署的头目，幕后操纵者便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发起者”有日本关东军参谋三品以隆（日）、满拓总裁二宫治重（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秘书官松本益雄（日）、伪满洲国协和会首都本部事务科长山田文英（日）、伪佛教总会主事天儿昊（日）和副会长井上道雄（日）、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事坂井荣三郎（日）、“协和会”首都本部部员田代宽谛（日）、伪新京特别市市长金名世、伪佛教总会会长如光和副会长澍培、长春般若寺方丈善果等53人。“奉建委员会”有74人，其中有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日）、伪满拓总裁二宫治重（日）、伪民生部大臣谷次亨（日）、伪国务院参事官植田贡太郎（日）、伪宫内府侍卫处长工藤忠（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侍卫武官长张海鹏、伪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以及澍培、善果等人。据伪满洲国政府批准的《奉建要则》规定，建“造福观音圣场”的目的有三：（一）纪念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为伪满洲国“国运隆昌”祈祷；（二）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非常时局下”，使伪满洲国“国民于精神有以团结，人心有所依托”；（三）在伪满洲国“建国史上竖一精神永久的纪念文化”等。其反人民的目的极为明显，但它却披着“拜观音”的外衣，以遮人耳目。长春市一些民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观音像推倒，拆除了场地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