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解方，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1908年11月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的一个地主官僚家庭。1916年，进入小四平公立学堂读书。 192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今沈阳市）省立第三中学。当时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抢掠、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激发了他立下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志向。1925年，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解方对上海工人、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表示支持，对帝国主义制造这起惨案表示极大的义愤。当时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也就读于省立第三中学，和解方非常要好。1927年，解方经张学良保送，与张学铭一起到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该校是一所为中国学生补习日语，讲授初步军事知识的学校。1928年春，解方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步兵科，学习3年。学习期间，他勤于思考，成绩优秀，打下了深厚的军事学基础。同时，也使他直接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及向外扩张的侵略实质，更加坚定了爱国主义信念。1930年冬，解方在日本学习期满回国。当时张学铭就任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为加强天津防务，他特意邀请解方、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4人，帮助他整理军务，解方担任特务总队主任。 1931年11月8日，日寇发动了“天津事变”。汉奸便衣队在日军火力监护和督战下，从日租界出发，向市区进攻。解方亲赴闸口指挥作战，粉碎暴乱。日寇遭到失败后，就通过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抗议，要求撤换抵抗“天津事变”的官员。蒋介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张学铭被迫辞去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职务。解方看到抗日无功反成罪，愤然辞职，离开天津。1933年解方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部任参谋。1935年，日寇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由东北调兵进关相威胁。蒋介石又一次向日寇妥协，令东北军将部队撤离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解方随五十一军开到西北。此后，他接触了不少参加过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军官，了解到红军的抗日主张，使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1935年底，于学忠派解方去广东、广西考察民团。路过西安时，解方找到了贾陶，两人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共同感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要抗日救国就要跟共产党走。他与贾陶在西安找到中共党员苗勃然，苗对解、贾谈了“九•一八”以来，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要抗战就不能打内战，必须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亡国政策，走联合红军抗日救亡的道路。此后，解方为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秘密活动在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于1936年4月，经苗勃然、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此时，解方在五十一军中的公开身份是参谋处二科（侦察科）中校科长。他利用合法身份，通过与张学良和于学忠的老关系，争取东北军中上层人物参加逼蒋联共抗日活动。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解方在兰州接到张学良的特急电报，要求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行动。当时于军长和3个师长均到西安开军事会议，只有军参谋长刘忠干在军部。在解方的鼓动和启发下，刘参谋长同意立即召集三个师参谋长紧急会议，决定当晚开始行动。首先，解除了驻兰州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武装，把兰州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看管起来。接着，解方以五十一军及甘肃省政府名义发出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主张》的通电，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电报张学良。“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组成部分，为壮大“西安事变”的声威，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后，解方在东北军中继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五十一军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发展党员近300余人。1937年7月，五十一军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员会。1938年8月，解方被调到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任副旅长。1939年春，又改任一一四师参谋长。这时，解方在党内任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受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为积极宣传抗日，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他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军官，在一一四师办起了《启明》日报。通过电台抄收抗日新闻，下发到连，对增强东北军广大官兵抗日信心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党的活动经费比较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军饷作为活动经费。1940年6月，山东分局转来党中央决定：由于项乃光被捕叛变，东北军中同项乃光有联系的党员要迅速撤离。解方奉命撤出五十一军。1941年5月，解方到达延安，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继续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年秋季，中共中央成立情报部，他又被分配到情报部所属第三局任局长。该局主要是负责对日军情报的研究，他凭着多年与日军打交道的经验和对党兢兢业业的事业心，带领全局人员认真了解、搜集、研究日军情报，还亲自执笔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敌情分析简报，为部队提供了详实的敌军动态和兵力布置的情报。1942年底，党组织根据解方的军事才能和较高的军事造诣，将他派到中央党校军事训练队当教员。当时毛泽东兼任党校校长，学员都是高级干部。是时，全党整风运动已经展开，他积极地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解方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党的代表大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抽调关内主力部队及大批干部迅速进军东北，解方任东北挺进支队参谋长，率部东进，10月到达沈阳，出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他积极率部开展剿匪斗争，收缴敌伪武装，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扩军备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46年1月，解方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2月，又改任辽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当时，西安（辽源）、东丰、梅河口一带土匪较多，社会秩序很乱，解方为掌握敌情，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到群众之中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除群众中“正统观念”的错误认识。四平保卫战开始后，他又配合万毅指挥部队参加了这一战役。 1946年5月，辽北军区撤销，解方改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认真执行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将部队撤到农村和敌后，在梅河、东丰、西丰、西安、辉南、清原等地农村活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剿灭土匪，同时还抓住战机，狠狠打击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1946年秋，解方兼任三纵队参谋长，参加指挥西丰战役，指挥部设在他的家乡小四平。他回家动员继母献出了全部家产，又动员亲友参军参战，加入革命队伍。此次战役他率部歼灭守敌5个营，缴获一批弹药。 1946年冬，国民党军向长白山地区发起进攻。辽宁军区奉命组织前线指挥所，解方负责前线军事指挥，参加了“四保临江”战役。这一时期生活非常艰苦，他总是同战士一起吃住，深受战士的爱戴和拥护。1947年9月，解方出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协助肖劲光指挥作战，参加了对国民党军发动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1948年1月，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一部，组成的前线第一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解方任参谋长。同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扫清长春外围之后，对长春国民党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战略，由第一兵团指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担任围困任务。经过五个月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长春守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0月15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解方代表解放军参加了谈判，并积极争取新七军放下武器。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长春宣告解放。解方为和平解放长春做出了重要贡献。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改编为第十二兵团，解方任参谋长。1948年11月，第十二兵团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围困北平期间，解方为攻城积极做准备，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参谋人员进行实地踏查测量。1949年4月，第十二兵团奉命进军中南。解方先后参加了解放武汉和解放长沙的战役。为争取和平解放长沙，中央军委电示第四野战军派代表与程潜举行会谈。十二兵团根据四野的指示，派解方、唐天际、李明灏等人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谈判，协商了起义后整编事宜。在谈判中解方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既不退让妥协，又不苛求对方，使谈判迅速达成协议。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解方兼任长沙警备司令。9月，解方又被任命为四十军副军长，参加了两广战役和著名的衡宝战役。12月，又率部开进雷州半岛，进行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1950年4月，解方和韩先楚率领全军渡海作战，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10余日激战，海南岛终获解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任命解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在出国作战中，他时刻注意研究新情况，以变应变，及时向彭德怀司令员提出各种有价值的建议和设想。他辅佐彭总指挥了著名的五次战役，给美军以沉重打击。1951年7月，中美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志愿军司令部派邓华、解方等人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在长达1年半的停战谈判中，解方发挥了聪明才智，以充分的事实为基础和雄辩的口才，使对方理屈词穷，终于达成停战协议。1952年底，解方退出志愿军谈判代表团。1953年6月，解方返回祖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军训部副部长。1954年10月，又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院党委常委，负责军事训练和教学工作。1955年9月，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解方被任命为该院副教育长兼研究部部长，以后又升任教育长和副院长。他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10年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军队现代化建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解方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3月，解方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任副院长。他将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除交党费及支援困难的同志外，又拿出5000元寄给吉林省东丰县的小四平乡，支援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84年4月9日，解方于北京病逝，终年76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