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努力，到1957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
  1956年，长春市人民完成了恢复建设家园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以后，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从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中，虽然受党的指导方针上严重失误的影响，全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中共吉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长春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资、技术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长春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基层政府公社化
  1957年2月，为了紧缩机关编制，解决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的问题，市人委将工作机构中的科下设置的股级层次取销，精简下放705名干部，充实基层或参加生产劳动。同年4月25日，撤销农村4个区公所，成立长春市郊区人民委员会。同年6月城市6个区合并为4个区。
  1958年6月，根据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市委和市人委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同年8月18日，在市委领导下，在长春市郊区净月、小合台、森林3个乡，打破乡界试办一个“一大二公”、“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红旗人民公社。同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公主岭专署所辖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5县划归长春市管辖，在划归前，5县都建立了县人民公社联社或总社。5县和郊区共101个农村基层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城市也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10月，在市内先行成立了“区社合一”的二道河子人民公社。之后，南关、宽城、朝阳区相继成立了街道人民公社。
  （二）实施“大跃进”失误决策
  1957年，长春市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市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
  1958年开始，国家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同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次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党的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其负面效应是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在许多方面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搞了急于过渡，全地区农村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劳动力、耕畜、土地、资金和物资，无代价地上调，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取消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取消评工记分，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和工资制，无视生产水平和物资基础，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大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等超前措施，结果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和群众的意愿，损害了社员的利益，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粮食。
  在农村大搞共产风与农业生产高指标的同时，在城镇大办工厂与大炼钢铁，又搞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与商业战线的大购大销。
  1、大办工业与大炼钢铁
  （1）大办工业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在会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说、敢做。八届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掀起。长春市从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开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全市机关、工厂、学校、街道从6月起全民大办工业，并提出街道办工业是街道工作的纲。率先办工厂的东北师范大学用10天时间建成与筹建起115个大小型工厂和车间，产品300多种，1000多件；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建起工厂、分析检查室30多个。至1958年底，全市兴建大小工厂6000个，其中民办工厂4800个。
  （2）大炼钢铁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为了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市委于8月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全力发展钢铁生产，是目前全党全民头等重要任务”，并提出以下要求：一是土洋并举，全民大搞钢铁生产。高炉、电炉、土炉遍地开花。二是各单位要全力以赴，大力制造炼钢、炼铁设备，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使小机器制出大设备。三是继续大力开展工业“抗旱”，掀起“抗旱”高潮，全市人民每人至少献出1斤铁。四是领导挂帅，亲临钢铁前线。五是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受当时极“左”思想影响提出坚决与促退派作斗争。
  市委扩大会议之后，各单位、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搞大炼钢铁。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带头组织机关干部在全安广场附近建起了炼铁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柴油机厂、巨丰铁工厂、长铁机务段、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相继建起了炼铁厂。9月6日，省委召开了各市、地、县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炼钢会议，会议要求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第一线，加强具体领导，步步落实，时时高涨，周周跃进，重点突破，使钢铁“元帅”升帐。省委会议之后，市委提出在10月份以内，每月要生产铁4064吨，产钢10900吨；年产生铁5.7万吨，钢12万吨。一时间大炼钢铁成为全市的中心工作。为保证“元帅”升帐，其他工作停车让路。先是组织了4.8万人的专业炼钢、炼铁队伍，后来发展到全民动员，机关、工厂、学校、居民等各条战线组成了30余万人的炼铁炼钢队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日夜奋战，争分夺秒，建立起近万座小高炉和小土炉，掀起了大炼钢铁的浪潮。
  为了使钢铁“元帅”升帐，与之相适应地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大办”热潮。“大办”炼铁原材料，开展工业“抗旱”，动员全民特别是工业企业的职工“献宝、挖宝”，捐献废钢铁、电动机、变压器、发动机等原材料和设备。先后捐献钢材315吨、废钢铁1312吨、有色金属460吨。发动全民大办运动，昼夜兼程，多班作业，歇人不歇车。1958年10月至12月两个月动员了19.6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9.2%，占职工总数的60%），参加炼钢炼铁运动。还动员全民办电等，有的企业因自己不能发电而停产，有的企业甚至把动力设备改成人工操作。这样，就打乱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尽管全市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由于制定的生产指标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到1958年底，生铁产量只有13015吨，仅完成计划的23%；钢产量10048吨，完成计划的8.4%。由于炼钢仓促上马，小土炉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炼出来的铁有相当一部分是“蜂窝铁、烧结铁”，既使能用于炼钢，也存在原材料消耗大、成本高的问题。5至7吨煤粉制炼1吨铁，1.6至2.5吨生铁炼1吨钢。1吨铁成本416元（国家调拨出厂价220元），高于国家规定价格67%，造成很大的损失和消耗。据统计，1958年炼钢铁亏损1161万元，建窑费1361万元，两项合计共亏损3022万元。
  2、工业高指标与商业的大购大销
  （1）工业高指标
  1958年1月11日，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右倾保守思想讲话精神传达之后，1月末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工厂、企业和各局、委科长以上干部大会，市人委领导批判“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右倾保守思想，并着重指出，这种保守思想突出表现在1958年的工业生产计划上面：第一次讨论，地方工业总产值1958年要比1957年增长6.02%；第二次跃进一下，只增长9%；第三次经过两次讨论，也只增长15%左右。因此，必须反掉右倾保守思想，改变过去四平八稳、墨守成规的领导方法。从此，大计划高指标开始泛滥起来。
  1959年5月，长春市第三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15.3亿元的计划。1960年的工业计划搞三本帐：第一本帐，国家计划总产值19.4亿元；第二本帐，省计划必成数23.5亿元，争取数28亿元；第三本帐，市委工业会议确定30亿元，同时提出“开门红，季季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奋斗目标。
  执行这一计划的结果：1959年长春市工业总产值完成13.3亿元，完成计划的86%；1960年完成18.3亿元，完成省必成数的77%，争取数的65%，完成市规定的第三本帐的61%。
  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使基本建设铺大摊子，乱上项目。1960年1月、4月、6月，市委先后召开3次基本建设会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基建，掀起全党、全民大办基建高潮并开展施工大会战。全市各县、区、人民公社及大一点的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施工队伍。大的建设单位和施工队都大办生产建筑材料“小土群”、“小洋群”，施工队伍分成“正规军”（长建一、二、三公司）和游击队（各单位施工队），实行联合作战。在市基本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下，全市组成6个战区，50多个战场，进行施工大会战，还穿插着“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的活动。长建二公司三工地，42小时盖起一栋10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放了第一颗“卫星”，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尽管动员了相当人力，利用了相当物力，但由于计划规模过大，与实际仍然脱节，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安排2.8亿元，实际完成2.0亿元，完成计划的63%。三年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相当膨胀，1958年比1957年增长1.35倍，1959年比1958年增长30.2%，1960年比1957年增长2.38倍。同时由于“全民大办”还带来了“全民大上”，计划明显失控。1959年至1960年在全市投资总额中，计划外项目占37.8%。基本建设的大规模，造成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提高。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由1957年的29.1%，分别上升到34.9%、37.1%、37.4%；相反，消费率由1957年的70.9%，分别下降至65.1%、62.9%、62.6%。
  （2）商业“大购大销”
  工业的高指标，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又要求商业扩大产品收购和商品供应。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商业部门开展了“大购大销”运动。口号是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收购；“工商一家，产销一条龙”，并提倡收购放“卫星”。1958年商业部门购进总值比1957年增长62.4%，其中工业品购进总值增长62.5%；1959年比1958年增长1.6倍，其中工业购进总值增长1.09倍；1960年比1959年增长10.7%，其中工业品购进总值增长51%。三年间，购进大量冷背呆滞、质次价高的“大跃进”产品，形成商品流转不良循环，购大于销，库存持续上升。1958年底库存总额比1957年上升25.1%，1959年比1958年上升58.2%，1960年比1959年上升31.9%。到1962年开展“三清’（清商品、清资金、清帐目）运动，查出财产损失5995万元，占三年大跃进平均库存总值的31.8%。全市20个专业公司，只有烟酒、百货、服务3个公司有积累，其余全空。
  3、公社化运动与“共产风”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8月上旬，毛主席在河北、山东农村视察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从此，长春和全国一样，按着“宜早、宜快、宜好”的精神，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榆树县弓棚乡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公社，至9月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市建起了97个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设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每社平均4653户，公社下设841个管理区，1348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政企合一的组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管理区为基本单位。实行供给制（口粮、烧柴）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社员自留地每户3～5厘。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随着公社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共产风”在农村普遍刮起，其基本特征是“一平二调”，把生产合作社所有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在各主管部门、各管理区之间搞无偿支援，任意调拨人力、畜力、土地、房屋、资产和粮食。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社员干活按人平均付酬。为实现生活集体化，大办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截至1959年4月，办起公共食堂10225个，平均一个生产队有1.03个，就餐人数占总人口的71%；托儿所16889个，入托儿童占儿童总数的60%；敬老院263处，收容老人占老人总人口的40%；产院889处，缝纫厂1221个，手针组2906个，浴池20个，理发组627个。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共产风”，严重地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引起了社员群众的不满和恐慌，于是有些人纷纷出卖家畜和家具。到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下达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开始得到清理，并做组织处理（物资上全部退赔）。
  在大刮“共产风”的同时，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也盛行起来。粮食产量、征购、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地、施肥等都搞了高指标、瞎指挥。这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实属劳民伤财，使政务活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