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封建社会的长春畜牧业是从属于农业的副业，生产水平低下，畜牧科学技术也十分落后。按其发展沿革，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剩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经历了牧猎时代的后期、农牧交替时代、农耕时代到以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农区畜牧业。这是从明代初期，直至清代中、后期，基本上形成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明清民国时期
  明初1389年长春西部是三万卫蒙古族的居地，东半部则是女真各部的居地，蒙古族以游牧为生，女真族以射猎为业，这两个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蒙古马带入，给当时长春的畜牧业带来很重要的影响，直到清代初期蒙古人还过着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副的生活。清代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曾在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了 “辽东招民开垦例”，虽然几经封禁，但关内河北、山东一带破产农民甘犯禁令而暗渡，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长春进入招垦年代。长春的河北、山东移民随迁居将其饲养的马、驴、猪、家禽等带入长春进行繁衍。长春的地方良种东北民猪就是由河北、山东带入的中小型黑猪经杂交选育而形成的。尽管长春市的历史较中原开发晚，但移民的迁徙不仅带来了家畜家禽，而且将中原的先进饲养方法等也同时传入，这样就促进了长春畜牧业的开发。清代中期，长春已经成为汉族农民烧荒垦耕的地带，嘉庆元年（1796年）德惠县达家沟就有张、王、李、白、乔、孙等6姓在那里伙居开荒。随着农耕事业的发展，畜牧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表明畜牧业在生产中所占比重缩小了，但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畜牧业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其饲料来源广泛了，饲料质量提高了，数量也增大了，这就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时的长春畜牧业呈现了兴旺的景象。《长春发展志》*(《长春发展志》 1988年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中记载，长春厅搬来宽城子后，于同治三年（1865年）开始扩建，城市有5条街，有商号、油坊、面粉厂和5处牲畜交易市场，交易市场很兴旺、日平均上市量400头，高峰时达千头。清代末期，1896年沙俄从清政府夺得了中东铁路铺路权，1897～1903年随沙俄铁路员工及沙俄移民携来大量俄罗斯马、荷兰奶牛及西门塔尔牛。日俄战争后，沙俄兵败，潜逃时遗留下一些俄罗斯马和荷兰奶牛，对当时长春的蒙古马、蒙古牛进行了杂交改良，对形成长春的本地马和中国黑白花奶牛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的说来，由于清政府及辛亥革命后的东北军阀，根本不关心畜牧业的发展，养猪生产只是作为农家副业分散经营，生产水平极低。奶牛业由于饲养管理、繁殖技术、育种方法以及疫病防治技术水平低，因而数量少，质量差。养羊业极度衰落，养禽也只限于农家小副业。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编写的《满蒙全书》*(《满蒙全书》1921年出版，石川铁雄著。)记载，1916年长春县、农安县、德惠县、双阳县、榆树县共有大牲畜514 019头、羊70 920只，猪560 562头，鸡1 140 636只。
  《东北经济小丛书》**(《东北经济小丛书》—⑤畜产1948年出版，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室编。)记载：“我国畜产，除农家少数饲养之外，一向缺乏施策，尤以“九•一八”前的东北地方，所有产业经济均未能追随世界潮流，而远离正常轨道，其畜产方面更是不值一顾”。
  二、东北沦陷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政权，为进行经济掠夺和强化殖民统治，对畜产经济规定：羊毛加工必须由伪政府掌管，畜产加工业、皮革加工业允许私人兴办，但生产销售要受到限制。日本人还创办了“农事试验场”、“种畜场”等为掠夺农产资源服务的机构。在所创设的14处种马场中长春有两处，即“新京国立种马场”和“榆树国立种马场”。1931年在大屯还增设了“种猪场”，并开始从日本输入大量巴克夏、约克夏种猪，开展与长春饲养的当地猪及后来形成的东北民猪进行杂交改良。每隔1～2年从日本北海道输入大型日系荷兰奶牛，并在长春的东郊设置“新京酪农株式会社奶牛场”饲养奶牛1000多头，在西郊设有日本人经营的加藤牧场和三泽牧场，有奶牛数百头。此时由吕殿升、周宝山等数十户奶牛饲养户成立了“新京牛奶组合”，出售消毒牛奶。日伪统治者还从日本输入了大量来航鸡，编印了《满洲新养鸡法》一书，还在长春郊外孟家屯设置了“新京养鸡场”一处，饲养来航种鸡3 000余只。当时长春的养羊业不太发达，但在整个吉林省开展了以美利奴羊与考力代种公羊改良蒙古羊，并渗透于各农村。这些机构的设置和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春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改良，也起过一定的作用。1932年《满洲帝国年报》报导，当时大牲畜有445 824匹，猪377350头，羊20104只，家禽1011417只。
  伪满政府成立初期，无暇顾及农牧业发展，畜牧业生产，特别是大牲畜较1932年下降幅度较大。1934年大牲畜有298 347头，猪550 766头，羊12672只，鸡742 238只，其它家禽409 250只。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张，加剧了对畜产品的掠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畜产机构。并于1937年实施了满洲《第一次五年产业计划》，其畜产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之目的，是以适应其侵略的需要，其首要任务是军需，马匹的改良方向以乘骑为主。皮革、毛皮为主要的军需物资，羊肉为主要的军用食品。在客观上刺激了长春制革工业的发展，1940年长春市的牛革达4 631张，马革5 415张，猪革13 550张，羊革3 200张，骨粉工业、肉食工业、血粉工业都有一定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于1942年又实施了《第二个畜产开发五年计划》，除羊为主要的军用食品外，又将牛、猪、鸡、家兔等也列为生产重点。为了加强搜刮还制定了《战时紧急畜产振兴方策》，企图以速成办法获得所需畜产品。
  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战争和掠夺的需要，对畜牧业是比较重视的。东北沦陷时期，对长春的畜牧业资源，曾进行过常年的调查研究，制定了畜产施策，并从其日本国输入不少畜禽良种，如输入的巴克夏猪、约克夏猪、来航鸡、日本杂种马、大型日系荷兰奶牛等，并开展对当地猪、马、鸡、牛等的杂交改良工作。为了军需和赛马的需要，大部分采用轻型的阿拉伯系种马改良，到1939年改为中间型的盎格鲁诺尔曼系和重种小型贝尔修伦系种马进行改良。1942年9月伪马政局在长春市举行了一次改良马展览会，展出改良马40多匹，其中大多数是盎格鲁诺尔曼种及其混血马，少部分是贝尔修伦种重种马的后裔。并奖励了25个县为改良增殖种马模范地区，其中长春市有农安、长春、榆树、德惠4个县。在繁殖改良方面，于1943年在农安县三宝利用海库尼、盎格鲁诺尔曼、小型贝尔修伦种公马首次开展了马匹人工授精配种试验。在畜牧兽医教育方面，于1940年在长春设立了“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在科研方面还设立了马疫病研究和防治机构“马疫研究处”并建立了畜产品加工业和兽医防疫体系等等。
  沦陷时期，长春的畜牧业生产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并且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有关畜牧业的统计调查资料和《满洲年鉴》、《满洲帝国经济全集》、《满洲帝国年报》等记载有关畜牧业的出版物。有些还对解放后的长春畜牧业经济发生了一定影响。如有些新品种的形成，原始品种生产性能的提高等，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畜牧业经济基础。尽管有些资料内容歪曲了事实，但也确实有一部分资料很有价值。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它们对畜产资源的掠夺。在东北沦陷时期施行家畜增长计划时，向长春输入畜、禽良种并补充牲畜，改良了长春的畜、禽品种。但由于畜牧业生产周期较长，而某些畜牧科学试验项目其生产试验周期更长，多未达到目的，直到1945年随其殖民统治垮台而告结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所执行的是殖民主义畜牧业政策，致使长春的畜产品资源遭受了残酷的掠夺，种粮的吃不饱饭，养猪、养鸡的吃不上猪肉和鸡蛋，这就是殖民地经济的罪恶结果。
  1945年长春5个县的畜牧业情况是：大牲畜307 086头、猪198 556头、羊2 841只。
  1945年5个县的概况统计与1934年的5个县统计相比，大牲畜增长2.9%，其中马增长11.8%，骡增长18.7%，而牛、驴、猪、羊分别下降了48.8%、30.5%，64%、77.6%。
  从列举的统计表可以看出光复前长春的畜牧业资源概况，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需要，对长春畜牧业资源的残酷掠夺。羊、猪、牛的大幅度下降，正是由于它们实施“第二个畜产开发五年计划”，把羊、猪、牛列为生产军需食品的结果，而马、骡的增长是其战备的需要，因为当时长春、农安、德惠、榆树是伪满改良增殖种马的“模范县”。
  三、国民党统治时期
  抗战胜利后（1945～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区马政场所临时管理处”（东北马政局）。并在长春设立了分处（长春分局），以接收马产设施，但“接收”到的只是铁岭种马场和长春赛马场的建筑物，一些种马和由日本输入的马及沙俄遗留下来的马，都被苏军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遗留下来的部分杂种马又被国民党军队抢劫，一部分杂种马被逃亡的地主、富农牵到城市杀掉。从历史上看，应当说这是长春马产改良事业的一大损失。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发动内战，无力于对畜牧业的开发和施政。但国民党政府在长春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并从美国输入一批美国荷兰奶牛和娟姗牛，饲养在长春大学农学院牧场，其后裔对形成长春的黑白花奶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北马政局”长春分处还于1947年在长春举办了一次赛马会，通过赛马会收回种公马17匹，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东北马政调整建议书”，当时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于1948年印行了一套《东北经济小丛书》，其中畜产篇对东北畜产经济作了较全面的调查，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和计划，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对畜牧业进行开发，其完整的规划却成了一纸空文。当时的畜产施策仍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畜产政策为基础，并将伪满所创立的“试验场”、“种畜场”、“种马场”、“马疫研究处”等合改为畜产研究所。在马产事业上推行东北沦陷时期的赛马会。当时的畜牧业生产概况，从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于1948年印行的《畜牧事业》*(《畜牧事业》1948年出版，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一书中，大致可反映出来，该书中谈到发展畜牧业有3大障碍：“一为对于畜牧事业之需要未能认识……环境恶劣，困难重重；二为种畜不良，未能得到应有经济报酬；三为兽疫之猖獗，故欲求中国畜牧事业之扩展，消除上述之障碍，实为当务之急。”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畜牧业生产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相反，由于连年内战，畜牧业遭受很大损失。
  总之，解放前的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产品率低而不稳。尤其解放前夕国民党推行的“杀民养军政策”的影响，大量牲畜遭到屠杀，致使解放初期耕畜不足，大片耕地荒芜，缺粮、无肉、少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长春的畜牧业几乎陷于毁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