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一）军假司马印
  1980年7月，在九台市苇子沟乡供销社收购的废铜中发现此印。此印为铜质，印面呈长方形，长2.3厘米，宽2.2厘米，高0.7厘米，有鼻钮，钮高1厘米，印的通高1.7厘米，印文是阴文篆刻“军假司马”四个字。初步判定此印为东汉时期遗物，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刘劭注：“司马，主武也。诸武官亦以为号。”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中央初置大司马，加赐给“征伐有功”的将领。大司马大将军称大将军，是最尊宠的官阶。到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才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之后虽时设时废，但司马作为主持军事的武官的称号，却一直沿袭下来。
  东汉时期，大将军“领军皆有部曲”。部设校尉、军司马各一个。曲有曲侯，在不设校尉的部，只有军司马一人时，才配置军假司马、假侯，作为军司马的副手，统领该部。据《后汉书·百官表》载：“其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两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下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纯，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可设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侯，皆为副武。”军假司马当为大将军之属官，为常备武装设置，比六百石。“军假司马”铜印在我省还是首次发现，它的出土说明了东汉时期在九台市境内已有军事活动，为研究当时的疆域提供了可靠而又珍贵的资料。
  （二）军假侯印
  1964年农安县自来水工程动工时出土，同年7月由省文化工作队征集收藏。
  此印青铜铸造，呈正方形，钮作桥状，横穿圆孔，钮身与印的背面残存斑斓铜锈，印文为汉文阳刻篆书“军假侯印”四字。
  印边长2.3厘米，厚0.8厘米，钮高0.7厘米，钮厚0.5厘米，钮孔0.5厘米。
  “军假侯”为汉代武官职名，吉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一方汉代“军假侯印”与此印的形制、字体均相同。该印的出土与发现，为研究农安地方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骁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印
  1985年8月由农安县文物管理所在哈拉海乡征集并收藏，除一字稍残缺外，基本完整。
  此印略呈扁方体，长5.3厘米，宽5.2厘米，厚1.5厘米。上置板状钮，钮长2.8厘米，厚1.2厘米，高2.6厘米。印体通高4.1厘米。钮下印体背面左右共镌楷书阴文汉字九个，右五左四，文为“太平兴国二年八月铸”。钮上顺竖向刻一“上”字，钮下侧刻一“北”字，印面边框内为汉字篆文“骁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十一字，除“五”字上横残破以外，其余诸字均清晰。
  据《宋史·兵制》载：“骁猛”为当时军队兵种的代号，应译为勇敢、力量强勇的骑兵，“指挥”与“都”则为宋时的军队编制单位，当时的“指挥”统辖五百士兵，“指挥”下设“都”，每“都”辖兵百人。
  “太平兴国”为北宋太宗即位年号，应为公元976年。此印在农安发现是否与当时历史上的“靖康之难”时金陷北宋，掠徽、钦二帝及百官押往北国曾经过黄龙府一带的史实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会州劝农之印
  农安县青山口乡柳条沟村农民刘生在1957年耕地时发现此印，1958年7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征集并收藏。
  此印呈扁方形，钮作板状体，铜质，范铸，印方5.55厘米，厚1.45厘米，通高4.45厘米。印文为阳刻篆书汉字“会州劝农之印”6个字。背面钮左右两侧共凿有汉字9个，笔划已模糊不清，经详加谛审认定，右为“承安四年九月”，左为“礼部造”。
  考金官制，有劝农司，泰和八年（1208年）罢，贞祐年间（1214—1216年）复置，兴定六年（1222年）改为司农司，这是金代中央最高的劝农机关。地方劝农则有提刑司（后改按察司），更基层则分布在各州县。《金史·百官制》记州县官职掌为“养百姓，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宋知州知县列衔多带“劝农公事”字样，金制亦带“劝农采访”。此印一般用于鉴印文告，所以仅有“会州劝农之印”6字。
  会州，金属临兆路，上刺史，领县一：保川，寨二：平安、通安，关一：会安。其地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东，是西南边远地区。金代西南边远地区的官印为何会流落到东北的隆州，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五）征行万户之印
  1960年农安县靠山镇靠山屯出土一方铜质范铸的“征行万户之印”，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该印印体呈扁平正方体，上置梯形板状钮，印体边长6.3厘米，厚1.8厘米，印钮下宽3厘米，上宽2.8厘米，厚1.7厘米，高3厘米，通体高4.8厘米。印面边框内为阳刻汉文九叠篆书“征行万户之印”6字，无边款。
  金初常封宗室、功臣为万户。据《金史》载：“国初取天下，元帅之下唯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一度，万户也曾称统军，《大金国志》卷十四载：“……万户为统军，其统军则有正副”。但因当时允许世袭，所以后来因“子孙相继，专览权威，其户不下数万……世权过之”。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宗室显贵势力，于是，在海陵王天德三年遂罢万户，改设节度使。金末贞祐年间，又“复国初之名”，但此时万户仅辖四千户，只不过是正九品官而已。到金末，甚至出现了“无军虚设都统、万户”的混乱现象，根据同类印的形制特点鉴定，此印应为金末万户行使军事权力和职能的印章。
  （六）都提控印
  此印在德惠县天台乡出土。铜质，汉文篆刻，上有“都提控印”4字。印面近正方形，边长7.5厘米，宽7.3厘米，厚1.5厘米，印通高4厘米。钮呈梯形柱状，高1.3厘米，长3.4厘米，厚0.8厘米，无边款。
  “提控”官职，隋唐就有，只为武职官衔；金代文武官员中都有，但主要还是武官。“都”有“总”或“总领”之意。“都提控”，好比司令部的总司令，下设若干提控，是较高一级的军事统帅。《金史·古里甲石伦传》载：“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四万户为一副统，二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由此可看出都提控品位级别。
  金卫绍王执政后，国势渐衰，宣宗时与蒙古、南宋战争加剧，兵源枯竭，不得不招募山西、山东及河北一带的地主武装——义军以抗蒙侵宋和镇压人民起义。义军多由破产者、逃兵组成，缺乏训练，战斗力差，在蒙古与南宋的招抚下叛降经常发生。为加强统领，提高作战能力，又在义军中设总领提控。但因战局紧张，军队变动频繁，万户、都统、都提控也是经常增设与撤销的。
  （七）副统之印
  农安镇在修建电影院挖地基时，出土一枚金代铜印。该印通高6.1厘米，边长6.8厘米，印钮高3.4厘米，厚1.7厘米，宽3.5厘米。正面印文是汉字阳刻九叠篆书，为“副统之印”4个字，背面在印钮右侧阴刻楷书汉字“崇庆二年二月”6字，左侧阴刻楷书汉字“礼部造”3字。印钮呈梯形柱状。
  据《金史·古里甲石伦传》记载：“金末自贞祐规定招义军时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副统为正八品武官，由此可断定“副统之印”为金代末期的官印。
  （八）拽挞懒河猛安之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出土一枚铜质金代官印，正方形，边长6.5厘米，厚1.8厘米，通高5.9厘米，印钮高4.1厘米，厚3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刻“拽挞懒河猛安之印”8个字。印钮左右两边，刻有阳刻楷书铭文“正隆元年十一月，内少府监造”12个字，顶端刻一“上”字。
  猛安、谋克是女真语，猛安又写作“膨眼”。谋克又写作“毛毛克”、“毛克”。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其首领都称作“勃极烈”。在阿骨打建立金政权的前一年（公元1114年），又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此后，女真统治者进入中原，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以后成为军事编制、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金史·百官志》：诸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除掌行政、司法权外，还“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握有兵权，“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
  （九）应辨所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内出土一枚金代铜质官印，正方形，边长6.1厘米，厚1.8厘米，通高6.6厘米。印钮高4.8厘米，厚1.8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为汉字九叠篆刻“应辩所印”4个字，无边款。
  （十）盔烈克乌主谋克之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内出土一枚金代铜质官印，正方形，边长5.8厘米，厚1.5厘米，通高5.7厘米，印钮高4.2厘米，厚1.5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汉字九叠篆刻“盔烈克乌主谋克之印”9个字，右边刻有楷书边款为“盔烈可乌主谋克印”8个字。
  （十一）上京路副统出字号印
  榆树县红星乡谢家村谢家屯遗址西北2.5公里拉林河岸边发现金代铜质官印一枚。印面正方形，边长6.5厘米，厚1.6厘米。印背置长方形柱状钮，钮高3厘米，印面汉字阳文九叠篆刻“上京路副统出字号印”9个字，印背左阴刻楷书“贞祐四年二月”6个字，印背右阴刻楷书“上京行六部造”6个字，柱状钮顶端刻一“上”字。上边框侧面阴刻“上京副统出号印”7个字。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二）契丹文官印
  该印于农安县开安镇出土，铜质，范铸，扁方体，上置方柱钮，印面长6.7厘米，宽6.6厘米，厚1.6厘米，钮宽2.7厘米，厚1.6厘米，高3.7厘米，通高4.6厘米。印面边框内为阳刻篆书契丹文，字意未破译。
  契丹字与汉字是辽代通行的文字，契丹字有大字与小字之分，大字的创建，据《新五代史》载：“至阿保机，稍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但因大字不太适合契丹语，太祖的兄弟耶律迭剌与回鹘使者又创制了契丹小字。直到金代章宗明昌二年之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从传世及出土的资料看，契丹字多用于纪念碑、哀册、墓志、铭石、铜币、铜镜、符牌和印章等，而印章多见契丹大字。
  根据此印的质料、规格、铸造技术及印文文字综合分析，当为辽代官印，它对今后解读契丹文字是一难得的实物资料。
  （十三）熟吉泊猛安印
  1965年3月12日，在九台市春阳乡白家村出土金代铜质官印一枚，印面为正方形，边长6.3厘米，厚1.8厘米。印钮呈梯形柱状，高2.5厘米，长3厘米，宽2.8厘米，通高4.3厘米。印文为汉书阴文九叠篆刻“熟吉泊猛安印”6个字。印钮上端刻有一“上”字，左边款为阴刻楷书“熟吉泊千户印”。
  此印工艺比较精细，印文笔划浑厚有力，布局适中，外观典雅大方，是金代官印。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四）撒土浑谋克印
  此印1979年在九台市庆阳乡庆阳村偏脸古城附近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印为方钮铜印，印面为正方形。印文为汉书阳文九叠篆刻“撒土浑谋克印”6个字，边长6.1厘米，厚1.8厘米，钮高3.2厘米，通高5厘米。印钮左侧有“少府监造”4字，印钮右侧有“大定九年七月”6字，钮顶端有一“上字”上边款为“撒土浑谋克印”，左边款系“ 纳里浑猛安下”7个字。印的边、背款文字均为不甚规整的阴刻楷书。
  根据此印的形制、工艺特点、印面及边、背款文字内容，可确认是金代官印。
  （十五）唵母思和掘谋克印
  此印1953年于九台镇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印文是汉书阳文九叠篆刻“吨母思和掘谋克印”8个字。此印系金代铜质官印，呈长方形，长6.1厘米，宽5.8厘米，厚1.5厘米，通高4.5厘米。印钮呈梯形柱状，高3厘米，长2.8厘米，宽1.5厘米。在印钮上方刻有一“上”字，印钮左边刻有“少府监造”，右边刻有“大定九年七月”，右边款为“吨母思和掘谋克印”，左边款为“宋?江猛安下”6个字，印的边，背款文字均为不甚规整的阴刻楷书。
  今九台镇，历史上属金代上京路会宁府隆州（今农安）所辖，它位于东北松辽大平原。这枚铜质官印的出土，为金代猛安谋克制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实物史料。
  （十六）司侯司印
  1982年春于德惠县五台乡兴隆村征集到一枚印章，铜质、范铸，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刻“司侯司印”4个字。印面近似正方形，长5.2厘米，宽5厘米，厚1厘米，通高2厘米，钮宽2厘米。无边款。
  据《历代官制概略》金代鉴章所述，司侯司属军事编制之职，在防御州刺史之下，同军辖共管城堡。司侯司印的发现，说明金代此地设有军事城堡，为研究金代在此地的军事设置提供了依据。此印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十七）勾当公事之印
  金代“勾当公事之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5.5厘米，厚1.7厘米。长方形柱状钮，钮高2.7厘米。印面汉书阳文九叠篆刻“勾当公事之印”6个字。印背面钮的右边阴刻“正隆四年三月”，印背面钮的左边阴刻“内少府监造”，印柱状钮顶端阴刻汉字“勾当”二字。此印系传世文物，现由榆树镇东胜街居民董惠纯个人收藏。
  （十八）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之印
  此印是1974年1月在九台市庆阳乡庆阳村发现的，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印为方形，长方钮，边长6.5厘米，厚1.4厘米，通高7.3厘米。印文为八思巴字篆体，共17字，左行竖读，由左向右共分5行，第一、三、四行均为3个字。第二、五行均为4个字。
  汉字对译为“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之印”。印背右侧竖刻的两行汉字，即为印文的对译，惟“之”字略而未译。印钮左侧由右向左第一行竖刻“中书礼部造”，第二行竖刻“至治三年正月日”。印钮上端长方形平面上刻一“上”字。
  关于宗仁蒙古侍卫亲军的组建情况，《元史》卷一百三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延祐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氏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拜住以兴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赈邺，请立宗仁卫总之，命县官赎置卫中，以遂生养”。可见宗仁卫建立之初是带有救灾性质的。但建立起来之后，自然就和其它侍卫亲军一样，起“天子禁兵”的作用了。据《元史》卷八十六记载：“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治二年，以亦乞列思人氏一百户，与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户，及清州匠二千户，屯田汉军二千户，立宗仁卫以统之、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蒙古军千户所一十翼，千户二十员，百户一百员，弹压一十员，屯田千户所千户四员，百户四十员，弹压四员……”。此印当为行军千户所中的百户官印。据《元史》卷二十八记载：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二月已未“括马赐宗仁卫”，三月壬辰“给宗仁卫蒙古子女衣粮”。五月癸未“置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乙酉，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八月“甲戌，筑宗仁卫营”。至治三年正月“甲寅，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百户，命罢收之”。由上述史料可知宗仁卫始建于至治二年，完成于至治三年正月。“至治”是英宗硕德八刺的年号。这颗印造于至治三年正月，当为宗仁卫初建时铸刻使用的官印。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代百户的品级为从六品到从七品。印宽应为元代尺度一寸九分至一寸八分。明代人郎英曾说：“元尺传闻至大，志无考焉”。元尺的实物和具体记载其尺度长短的资料尚未得见。据考古界研究，元一尺约合37.4厘米。这颗印宽6.5厘米，按上述标准推定合元尺一寸八分，应为从七品官印，即下百户所百户用印。但按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中收集的35颗元代百户官印来看，上述推断尚不能作为定论。在这35颗官印中，印文中刻“上百户”字样的共有四颗，即成宗铁木耳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七月造的“管军上百户之印”，印宽6.7厘米；文宗图铁睦尔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造的“隆镇卫北口亲上军百户印”，印宽6.3厘米；顺帝（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十月造的“颖州等处义兵上百户印”，印宽6.4厘米。没有写明造印年代的“山东海宁等处义兵上百户所印”，印宽6.5厘米。印文中刻有“下百户”字样的共有两颗，即成宗铁木耳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造的“管军下百户之印”，印宽6.3厘米；至元十四年三月造的“隋州军处义兵下百户之印”，印宽6.2厘米。而没有记明造印年代的“临州等处军民百户之印”，印宽只有5.6厘米。从上述材料看，凡是印宽在6.4厘米以上的，都可能是上百户印，凡是印宽在6.3厘米以下的都可能是下百户之印。
  （十九）虎贲军百户印
  据《农安县志·金石》（卷8）载：“农安县东街民户某，于清·光绪二十二年春掘土筑塘，得古铜印一”。此印已失，仅存印模。从记载得知，印呈方形，上置一长方梯状钮，印边长6.6厘米，厚1.7厘米。钮高5.3厘米，宽3.3厘米，钮上厚1.5厘米，下厚1.8厘米。印的通高为7厘米，“柄端向上有微涡如黍粒，似其符号”，无边款，当时印文未识。
  据考，此印为元代官印，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虎贲军百户印”。
  八思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按世祖的要求创造的一种“蒙古新字”。据《元典章》（卷31）载：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规定，“省部台诸印信并所发铺马扎子并用蒙古字”，因此，元代官印多见八思巴文。
  元代百户的品级为从六品到从七品，按《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所收录35颗元代百户印看，凡是印宽6.4厘米以上者为上百户印，而印宽6.3厘米以下者为下百户印，“虎贲军百户印”印宽6.6厘米，因此可以断定，此印为从六品的上百户印。
  此印出土农安，可能与元末一部分残部退居东北有关。据《明史记事本末·故元遗兵》（卷10）载：当时元太尉纳哈出为兵三营，其一就在“龙安一秃河”，即今农安伊通河。明大将冯胜击溃纳哈出时，曾缴获元的“金银铜印一百方”。可见，此时失落的元印亦当不在少数。
  虎贲军百户印的发现，对研究元末的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元末明初“龙安一秃河”一带政治、军事活动状况，无疑又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资料。
  （二十）“康熙御笔之宝”
  1973年春，在德惠县朝阳乡半拉山村，发现一方鎏金铜质“康熙御笔之宝”。
  此遗物为正方形，长、宽各9.6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两个铜钉（已残），印文为阳刻篆书“康熙御笔之宝”6个大字。它是御题匾额上的镶嵌物。此物在半拉山发现可能与康熙东巡有关。
  据历史记载：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癸已（公元1682年3月23日）出巡东北，汪增麟在其为《扈从东巡目录》写的序中说：“当大驾之东巡也，自京师至奉天，抵乌拉虞村，往返万里有余，中间所举行大典则告成陵园，遥望山川，宴劳诸臣等，又以余闲射虎于山，渔鱼于渊，行围讲武，计其时日出以仲夏，不过八十日事耳”。
  玄烨由北京出发，三月四日壬子（公元1682年4月11日）抵盛京一带谒祭祖先陵寝，为时八天，三月十二日庚申，继续北行，三月二十五日癸酉至乌拉鸡陵（今吉林市）视察两天，三月二十七日乙亥沿松花江顺流北上，当日抵大乌虞村（今永吉县乌拉街）进行了六天巡视，曾到过今舒兰县法特哈边门等地，访问民情，检查战备措施，行猎、捕鱼。在此期间很可能到过今德惠县半拉山（原望波山）附近，挥笔题词。地方官吏为了纪念御笔题匾，镌刻了“康熙御笔之宝”。它是康熙皇帝东巡的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