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清代郭尔罗斯前旗蒙地，自乾隆朝中期即不断有民人流入垦种。及至嘉庆年间，蒙古王公以“借地养民”的名义，向民人丈放土地，民人向蒙公交纳租粮，成为蒙公的佃户。这些佃户转让自己的权利时，使用“兑契”，即民间土地转移时订立的“白契”。证明蒙公与佃户关系的文书，一般称为“蒙照”，是由蒙古王公发给佃户的，以后收回“蒙照”，换发了由官方发放的新的执照。
  长春发现最早的大照是嘉庆七年（1802年）由长春理事分府发放的“门牌”。门牌上写有：“因地界牵混，顷亩不清，有民人曾费资本，契纸草率，甚有未曾立约者，真伪莫辨，亩数不实，名姓讹舛，致成争讼。……本分府有弹压稽察之责，除彻底清查民户姓名人口地亩数目造册存查外，合行换给门牌，注明地数并将原来年月籍贯详注于后，不惟稽查奸徒欺诈，兼与尔等收执为凭”。由此可知，长春理事分府衙门发给的门牌，是集土地执照和户籍于一身的文件，是百姓执业的凭证，是长春出现最早的具有大照性质的土地证书。以后发放的“门牌”，虽然也添写承租纳租地的数量，但门牌的性质较前有所改变，土地证书性质减弱，而侧重户籍作用了。
  代替门牌的是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长春理事分府给长春厅所属种地民人发放“种地执照”，主要是限制民人开发余荒，要求民人“按照本身所开熟地数目耕种纳租”，“嗣后不得再以余荒妄思争控”。
  如前如述，长春开放之初，嘉庆年间长春理事分府发放的“门牌”和“种地执照”，仅具有大照的性质，都不能称其为正式“大照”。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才发放了正式土地执照。“执照”是由吉林将军衙门清丈时发放的，盖有“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因“执照”眉头印有飞龙纹饰，故称“龙照”。
  龙照注明，对浮多地亩“先收地价市钱二吊一百文，发给本公印照。拟自领照之日算起，每垧交纳租钱四百二十文，不准分文拖欠，倘敢故意玩抗不结，定行撤地另佃，仍将原佃送署追租治罪。如遇水旱偏灾，唯因租轻不准报请豁免，务期照数交纳。设有无力耕种转兑与人者，随时赴局报明，换给新照……。”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郭尔罗斯札萨克辅国公和长春府正堂联名发放的执照，除记载土地面积、坐落、四至等项外，注明文字较多，首先说明给照原因是府属四乡地亩“因光绪八年丈地之后，至今十余年，转兑各户均未换名过户注册，甚有十余家抱封一户。日久积弊丛生，不但民间受害无穷，即征收租项亦难清理”，接着是给照收费规定：“每给票一张，照旧章出印钱两吊。其地如在十亩以内，免出津贴；自十亩至五十亩，每亩出津贴中钱十文；五十亩至百亩出中钱十五文；百亩以上，每亩出中钱二十文，此外不准分文多索。”
  宣统二年（1910年），蒙地增租，换发新照，照内除有关面积、坐落、四至等项外，仍有很多说明性文字，主要说明此次清理田赋，换发新照的原因是“郭尔罗斯前旗地亩向多侵隐影射，此次清理田赋，明定折扣，以免人民日后浮多补价之累”。“除沙岗低洼永远不能开垦者应准免租外，其余每垧大小租钱六百六十文，以四百二十文仍归蒙旗，其二百四十文拨归公用。”其他对佃户要求与“龙照”大同小异。